|陈思安X吴琦：写不得不说的话，做不得不做的事丨新力量( 三 ) |体内火焰|吴琦|导演

吴琦：我也看啊！欲罢不能，收获颇丰。如果把身体和思想拿来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更容易看清思想上的弱点、短板发生在哪些环节。体育比赛里的运动员英姿飒爽，大部分的功劳都在赛场之外。没有一块肌肉是自己长出来的。而文化工作恰恰很容易偷懒，用成见、常识和机灵，来代替真正的观察、分析和洞见，且不被察觉。
用我尤其喜欢的冰壶运动来做一个比方，它的规则其实有很像下棋的部分，选手要有运筹帷幄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但又不是大脑里的博弈，必须诉诸身体，要看你的出手和体力是否能把棋子送到想象力所到达的位置。而且，很迷人的是，体力和脑力在这项运动里几乎无缝融合在一起，很难拆分，必须彼此支撑，因此构成了一种健全的考验。文化工作很容易被一些虚无缥缈的概念带跑，从而找不到力量的来源，忽略了这种健全。
我们应该去认识产生新潮流的社会条件，发觉它们与习惯的认知框架不相符合的部分，进而提出不同的见解。 “文学性”更可能发生在冲突和孤独里，而不是顺从和跟随
陈思安：这些年来做出版和文化活动，你接触了很多青年作家和文化工作者，我好奇你对新一代创作者和文化从业者有没有哪些新的观察。他们的作品和工作吸引你吗？相比起前几辈创作者，他们更吸引你吗？长期的观察里你认为他们的创作有没有什么明显变化？
吴琦：我就不用“观察”这个词了，听着好像自己并不身处其中。这几年工作最大的感想，是很难独善其身，环境的影响还是压倒性的，天才除外。也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我重新认识自己的工作，以及新的创作。
此前我对任何“新一代”的说法，都以怀疑为主。一是很难用整体去概括个人，而是很多新鲜事物要么是假的，要么其实是旧的。但是，社会变迁的确已经到了临界点，突然暴发的疫情算是一个最为显性的提示，告诫我们不要再固步自封，也不能再犹豫，新世界早就来临了。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讨论“新一代”有实际的意义，不仅作为一种线性的代际划分，而是经由他们的创作，去和现实共振，甚至渴望其中包含着对未来的争夺。比起崇拜经典、研讨前辈，直面这一代人的经验，更重要也更切身。
之前我觉得新一代创作者和文化行业里的年轻人，普遍的问题是自我沉溺，后来发现这个判断不够充分，问题不在于谈论自我，而是如何谈论。因此我现在的修正是，普遍的问题是在于一代人的焦急和挣扎缺乏层次和内容。大家都有良好的视野、表现的冲动，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很缺少创造的方法、研究的耐心和谁也别拦着我的孤勇，去喊出自己的感受，问出想问的问题，于是才落入蹲地画圈的循环。像慢性咽炎的患者，话说得不痛快，自己也心生委屈。这不全是创作者自身的问题，四处充满了捷径的诱惑，一不留神就踩上陷阱，在创作中离题。在这方面，胡波的确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例子，他把个人的绝望、环境的扭曲，在文学中抽象出很强的力度，结果我们也都看到了，最后他无法和这个世界继续相处下去。这样的交易，尽管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但在现实的选择中，依然缺乏性价比。
陈思安：你和团队在做的播客、直播、视频和其他新媒体工作，对你来说只是扩展宣传和渠道的方式，还是从中也获得了关于当下文学文化载体变革的启发和思考？
吴琦：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从来都是比较被动，因为大势所趋，不得不跟着动。但是这么多年勉强下来，的确有一些实际的效果，似乎让文学、文化类的议题依然有出口，做进一步传播。我的认识也仅止于此，不想再思考太多，因为再往下想，很容易又会踏上前面说的那些陷阱，最终让我们偏离跑道。我倾向于认为，所谓的“曲线救国”也有其限度，不能无限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