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桑德尔|迈克尔·桑德尔：与中国哲学对话( 七 ) |中国哲学|哲学|正义|自由主义

如果不是通过整体的比较，跨文化哲学又如何可能展开呢？一个可能就是，从具体细微之处着手，将阐释性争论或道德困境当作共同反思、争论和审议的起点。在一些跨文化对话当中，我与一些来自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学生互动；我并不邀请参与者代表他们各自的哲学传统发言，也不要求他们自觉认识到自己观点的文化起源。相反，我让他们回答简单、具体的问题。例如：在一场自然灾害之后、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商店老板给瓶装水涨价的行为对不对？他们如何看待那个卖肾买iPhone的年轻人？如果一位政府官员的父亲犯了法，他应该干涉警方以防止自己的父亲被起诉吗？
随着争论的展开，参与者会发现自己所争论的是不同的正义、责任和公共善等观念；有时候我们能从中瞥见一些反映文化差异的回应模式。不过，甄别这些差异并不是这种行为的目的所在，其目的是邀请参与者批判性地反思一些艰难的哲学问题，并与那些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一起推理。通常，在国家团体和哲学传统内部的分歧，与它们之间的分歧一样激烈和有趣。
在哲学家当中，也可以展开这种同样具体的、对话式的不同文化间相互学习的进路。研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者们不要从那些吸引学生和公众进入哲学的伦理困境开始，相反，他们可以一起就各自传统中的一些重要文本展开学习、解释和讨论。这种方案无疑会阐明一些比较性的问题，但它的主要目的是展开多元视角来阐明和考察关键文本，如《论语》《孟子》《庄子》，也许还有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康德的一些著作。（这只是一些建议性的书目，其他人可能会推荐不同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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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公正》公开课视频截图。
我们可以将这种以文本为基础的、在不同哲学传统之间展开的对话，界定为“协作解释学” 。当然，对任何给定的文本而言，一些协作者要比另一些更有学识；当那些在某种哲学传统当中浸染已久的同事将自己的问题和观点带到另一种传统当中时，即便是那些对文本非常熟悉的学者也可能会获益匪浅。
我的最后一个想法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任何一种相互学习的方案，都应该从接受某种不对称开始。我的朋友、前哈佛大学同事杜维明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是一种学习型文明，而西方是一种教导型文明。他在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在称赞西方。我认为他是在说，那些认为自己是在给世界上其他国家传达指令的社会，最终会陷入一种狂妄自大。他们的学说会堕落为布道。一种一心从事教导和布道的文明，不仅会招致普遍的憎恨，自己也会丧失面向世界、聆听世界并向世界学习的能力。我很感激这本书的对话者，他们慷慨地贡献了自己的思想，馈赠了批判性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