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钰生|西南三千里鸦片|黄钰生|日记|玉屏|行年

五十五、玉屏的箫笛与鸦片
在玉屏县的学生们得到优待。饭后，学生们在城内闲逛，这座小小的石头城，城周三里余，内多田地，街道用大石块砌成，非常难行。【《杨式德日记》】房屋也低矮破旧，街上不见一家商店，只有十九家箫笛作坊。【《余道南日记》】玉屏箫是曾拿过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有名特产，成对卖，一雌一雄（音调高者为雌），装一匣内，箫上匣上皆刻有诗句，字迹很好。【《杨式德日记》】有懂音乐的同学试吹，据说非同凡品，一时间购买者踊跃，几乎人手一支。【《余道南日记》】
还有不少人买了手杖，质轻，可在上面刻字，高小文请店主人在手杖上刻下了“行年二十，步行三千，道经玉屏，购此为念” 。【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 p233 。】他应是受到旅行团另一位黄团长黄钰生的启发。在旅行之初比较艰苦的时候，黄钰生常说自己“行年四十，步行三千” ，将来到了昆明要刻一图章纪念，以此鼓励年轻的学生。结果他自己却常乘坐汽车（很多时候确实是为旅行团整体谋划所需），不常随团步行，于是有淘气学生用纸壳写了一个“行年四十，步行三千”的纸牌子，挂在参谋长毛鸿带的一只狼狗脖子上。当时学校风气自由，黄钰生也不以为忤。【李鹗鼎电话，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 p302 。】
让旅行团的同学们印象深刻还有这里的鸦片。吴大昌告诉我， “当时在江浙一带，没有公开抽烟的，禁烟禁得很厉害。湖南也禁烟的，但一进到贵州，那个变化太突然了……在路边你就能看到他躺在那里吸鸦片……当时的房间都很浅的，走在路上都可以看到。他是在那里享受，但是我们看起来就是病人。 ”
【黄钰生|西南三千里】1858年，清政府与列强在上海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标志着鸦片贸易合法化，贵州开始大面积种植罂粟，因为气候、土壤适宜， “黔土”很快行销全国。 1919年，贵州军阀开放烟禁， “产烟之处，约占全省三分之二” 。【罗运炎《中国鸦片问题》，兴华报社，协和书局，国民拒毒会， 1929年10月。】至民国中期， “种烟如同稼禾，连阡越陌” ，吸鸦片的人越来越多；当局虽有禁烟之举，但为增加财政收入，或明禁暗纵，或时禁时开， “湘黔道上，每个角落都充斥着鸦片烟味。 ”一位当时的旅行者说。【蒋苏《从洪江到贵阳》，《抗战期间黔境印象》，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 p4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