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敏感信息审查员”：欧美图书行业中的新兴群体｜读刊( 三 ) 凯拉·德雷克|文化|信息|偏见

毫无疑问， “敏感信息审查员”引起了相当一部分文学创作者的不安。而这种不安究竟来自何处，究竟是有所根据，还是仅仅出于一种感到作者“特权”遭到挑战的“无能狂怒”？
究其本质， “审查员”的工作在于探讨作者的描述与其自我认同之间是否出现了分歧。而在当前的语境下，由于后者常常代表了一种拥有“霸权”的优势话语，因而前者的出现有助于为“少数人的认同”争取文化权利。换言之，当分歧出现时，他们的自我认同能够成为作者自我反思的参照。
然而，对“敏感信息审查员”感到不安的作者并不会认为自己捍卫的是某种“霸权”或“可以冒犯他人的优势地位” 。当他们明确意识到自己的作品构成“冒犯”时，他们非常乐于修正自己的描述。但问题在于， “敏感信息审查员”的设置似乎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如果作者的描述和“审查员”的自我认同不符，那么应当判定是“作者的描述”造成了“冒犯”；且“审查员”的自我认同在刻画其所处群体的形象时应当占据认识论上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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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The Culture of People’s Democracy: Hungarian Essays on Literature, Art,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1945-1948, Brill, 2013.
简言之，即便作家与审查员的意见有时可以达成一致——如凯拉·德雷克接受了审查员的建议；但以下情况也完全可能发生——作家与审查员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且作家并不认为自己的描述是不恰当的。如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中， “粉丝”往往被描述为一个遭受文化工业“操纵”的群体，他们几乎丧失了自身在文化鉴赏力和文化品位上的自主性，其狂热行为是文化工业支配的结果。但显而易见的是，相当一部分粉丝不会同意学者或作家以这样的方式描绘自己的形象。在他们的自我认同中，自己对爱豆倾注真心；但“高高在上”的学者完全不理解自身的情感投入，其批判不过是一种令人不耐的指手画脚。
同时，在刻画某一群体时，我们是否更应当相信那些具有“亲身经验”的人，并采取一种令他们“舒适”的叙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远非明朗。格奥尔格·卢卡奇曾批评文学中的“工人崇拜”——在这种文学中，工人往往被塑造为“高、大、全”的形象，作家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让工人群体感到不悦的描述。而在卢卡奇看来，这是一种“媚俗”的表现。事实上，工人的阶级意识远不成熟，相当一部分工人深受物化意识所害。对这种物化状态的揭露意味着描述工人的软弱、短视和麻木——这虽是一种“冒犯” ，但也同时是一种“唤醒” 。
几乎所有人都会承认，人们总是倾向于美化自己或自己所属群体的形象。事实上，弱势群体在争取自身权利时也往往采用某种“冒犯性”的做法来“刺痛”处于优位的群体，令他们注意到其自我认同中的荒谬（如杨笠在脱口秀中的“冒犯”）和其中自我美化的成分。如果人们认同了“亲身体验”具有认识论上的优势地位，那么这似乎意味着这种冒犯性的策略也应当由优势群体的“审查员”加以审查。
更重要的是， “审查员”的亲身经验是否真正能代表整个群体？不可否认， “审查员”的经验也受个体经历的局限，正如《旁观者》所指出的：“如果这本书是由一位女性审核的，她如何能够考虑到所有女性广泛而多样的生活经历？一个人的体验如何与所有人的集体体验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