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敏感信息审查员”：欧美图书行业中的新兴群体｜读刊( 四 ) 凯拉·德雷克|文化|信息|偏见

事实上，审查员甚至有可能将其自身的经验上升为一种新的“神话” 。例如，当代的非裔美国人抵制儿童读物中“微笑着为主人制作甜点”的有色人种；但如若进一步了解当时的历史，便会发现在“白人优越论”的意识形态操纵下，相当一部分有色人种也的确认可了这样的论调并主动将自身“嵌入”到“白人优越论”主导下的社会秩序之中。因此，当代的抵制似乎更像是构建一种“想象的抵抗史” ，而这样的历史反而会让人忽视虚假的意识形态可能对人们的认知造成何等深重的荼毒。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以“审查员”代表“亲身经验” ，又以“亲身经验”对作者做出评判，这一逻辑实际存在相当的问题。
因此，当人们对“敏感信息审查员”感到不安时，他们并不是拒绝修改那些被认为带有偏见和客观印象的表述（如黑人与野兽的联系，对外貌的刻板描述等），而是担忧设置这一“工种”的底层逻辑是否蕴含了某种“亲身经验的拜物教”——这种拜物教的扩张将最终令文学创作者噤若寒蝉，并限制他们的真诚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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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曾在1929年被英国禁止出版发行。 /图源：《每日电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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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消偏见”的同时捍卫真诚表达
那么，是否有可能在依靠“敏感信息审查员”的同时阻止对“亲身经验”的拜物教式依赖，进而在削减偏见和刻板印象的同时依然为作者的真诚表达留下充足的空间？综合来看，或许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尝试。
在当前的实践中，已经有出版方开始尝试在“审查者”和“作者”之间建立一种双向的“商谈”关系。据《卫报》报道，一位从事原住民研究，同时也作为敏感信息审查员而工作的学者黛比·里斯（Debbie Reese）就试图与她服务的作者“商谈” ，而不是对后者加以生硬的“审查” 。黛比·里斯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对话者”和“评议者”而非“审查者”——后者总是让人联想到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她并不会强制作者接受其观点，而仅仅给出“建议”和“视角” 。同时，在从事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她认为自己也能重新反思自身对敏感议题的看法。
但更为重要的，或许是通过社会教育在读者中建立一种“总体性”和“历史性”的视野。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无论作者和“敏感信息审查员”如何努力，他们的视角总会带有自身经历的局限。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原则上不可能在文学作品的“生产端”造就一部“尽善尽美” ，堪称处理敏感议题之典范的作品——而事实上，对“尽善尽美”的追求也是不必要的：文化实践已经向我们证明，许多伟大的作品都受限于时代而与当今的价值体系有着或多或少的龃龉，但只要人们保持总体性和历史性的视野——即将这些作品放置于他们自己的时代和社会关系中去看待，那么它们的局限完全可以被意识到甚至被“重写”（正如当前对经典作品的女性主义重写一样），而完全无损于它们的伟大。
换言之， “文学”本身不应当被理解为一系列封闭的文本。事实上，任何文本都允许作者和读者共同书写。如若读者能够以历史性和总体性的态度看待文本，那么来自不同读者的不断“解读”和“书写”将能有效澄清作品中的局限。因此，当“作者”与“审查员”发生分歧且无法通过商谈解决时，不妨允许作者按照自己的真诚表达来书写作品。如若读者能够以总体性和历史性的眼光来对作品加以看待，那么即便作者的立场最终被证明是片面的，这种片面性也不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偏见”和“刻板印象”的再生产与弥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