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氏|为了避免自己成为一个俗人，这群四百年前的文人们造了一个纸牌屋( 三 ) 品位|冒氏|文震亨|长物|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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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窑白瓷花觚，王天祥藏。德化位于闽东，自明季隆庆、万历以来，人皆知学，声名渐辟，文物转盛。其所烧造白瓷，瓷质雪白，价廉而式样不俗。这件仿古代青铜器式样的花觚，因明代官令民间祭器皆用瓷，故而被用作陈设供器。然而至晚明时代，尚古之风流行，这类德化白瓷仿古瓷器，也被用作书斋内陈设的插花清供之物。
长物确实是多余之物，但并非无用之物。它是一条分界线，将凡俗与雅致精巧地区分开，而划分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留心着意于这些多余的“长物”——只有致力于优雅生活的文士才有资格去品鉴追求这些多余的长物，而凡夫俗子，要么心力不及，要么因为不入雅致堂奥，求雅反俗。
这也就是为何在热情的拥趸眼中，《长物志》更像是一本实战手册，教导读者如何与庸俗作战，最终取得优雅的胜利。庸俗的代表，就是《长物志》序言中所嘲笑的那些“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 。他们“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 ，纵使是那些雅致之物，一经他们的摩挲护持， “污辱弥甚”——他们玷污了“雅”的名誉，让“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谈风雅” ，也让长物从雅物沦为俗物。因此，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将风雅从这些庸俗的暴发户的侮辱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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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旧梦》中王天祥饰演的王监生正在秉烛分茶。 17世纪晚明时代文士的闲雅意趣，尽管历经四个世纪，在今天犹然具有无尽的魅力，让人仿效追慕，宛如重温旧梦一般。
这般口吻听起来颇有些英雄救美的愤世嫉俗，为了拯救优雅的长物，不惜彻底冒犯那些“富贵家儿”和“庸奴” ，但实际上，这乃是这一类读物的一个惯用伎俩，早在三个世纪前的明代初年，一部鉴赏手册《格古要论》就已经有这样的口吻谈论自己推荐的鉴赏品位，只是口气委婉得多：“尝见近世纨绔子弟习清事古者亦有之，惜其心虽爱而目未识之矣。 ”
《格古要论》可以说是《长物志》的诸多鼻祖之一。之后1508年陆深撰写的《古奇器录》， 1590年高濂撰写的红极一时的畅销名著《遵生八笺》，以及比文震亨稍早一些的另一位文士屠隆撰写的《考槃馀事》都可以归入这一系谱当中，其目的就是教导人如何优雅闲适地生活，同时也对时下盛行的庸俗或委婉、或激烈地表达一下儿必要的惋惜或愤慨之情。
无论惋惜也好，还是愤慨也罢，这种对庸俗的有意冒犯，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刻意的营销手段：没有人愿意成为一个侮辱亵渎优雅的富贵家儿和暴发户，为了避免自己不留心陷入庸俗的泥淖，就去读一读这本书吧。
住品味奢靡避免自己成为一个俗人，这种焦虑的心态，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普遍流行，而《长物志》这样的书，正迎合了这种焦虑。而文震亨所处的17世纪中叶的晚明时代，恰恰是这种焦虑达到一个极致的时代。尤其是在他身处的江南之地，这种焦虑与日俱增，而焦虑的来源，则是物质消费的高度增长，形成了一种奢靡之风。一些敏锐的观察者觉察出这种奢靡之风在16世纪末的嘉靖年间开始浮现。松江文士何良俊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宴会， “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 ，而待到晚年，他所看到的却是“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剩” 。到17世纪初的万历时代，这种奢靡之风有增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