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泊桑|我译莫泊桑（译者·书）( 二 ) |短篇|莫泊桑|译者|柳鸣九|小说

许多读者说我的译本“句子圆润没有翻译腔调，如同自己所写” ，有的也认为“与原文有所游离，有所增减” 。倘若翻译的文字有色调，我承认自己在翻译中常常要对色调的轻重、浓淡做点自己的手脚，用俗话说，就是如何添加“油盐酱醋” 。但这绝不是在烹调中随心所欲、毫无节制地添加作料，让一锅清淡的高汤变成浓油赤酱，而是要先拿准文学作品的全篇精神，再决定分寸与手法。
以莫泊桑的《月光》为例。作家借助这个顽固神父被月光下少男少女的爱情打动、震撼的故事，把月夜写得温和、柔美、浪漫，还使它诗意地解决了人间的纠葛与矛盾。我译这篇小说时，一方面注意保留这月夜美景的柔和色彩，千万不可妄自添加浓油赤酱，一方面则尽可能选择最优美的语言来译述每一处，哪怕是原文用普通词句一笔带过的细节。例如神父自问的一段话中，我将“为什么最善于歌唱的鸟雀不像同类一样休息，而是在令人心生动荡的阴影中歌唱？”译为“为什么歌唱得最美妙的鸟儿，偏偏不像同类那样在夜里安睡，而是在撩人的月影中欢唱？”以我之拙见，莫泊桑自己也被这月色所感动，甚至是在以自己的笔力挑战实际的夜景，留下一篇与自然之美分庭抗礼的小说，我这“与其美得不足，不如美得有点过分”的译文，想必不会让这篇杰作“跌份儿” 。
好的翻译是进入“化境”
怎么样的翻译算得上是好的翻译？大多数人可能会说“信达雅” 。这是《天演论》译者严复在19世纪末提出的理论：“求其信，已大难矣……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百年以来，信、达、雅三大标尺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圈出了第一个宽阔的平台，但也伴随着关于翻译标准的持久争议，例如，对“直译”“硬译”的过分强调就导致了对“信”的绝对盲从。
在我看来，对“信”的绝对盲从、对原文的绝对符合，必然造成对“雅”和“达”的忽略与损害，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语法上的欧化与语调上的翻译腔。力主求“信” ，实际上只得原文的“近似” ，字面背后的思想、感情、声音、节奏，就不容易传递。把“信”“达”“雅”三个标准单独化、独立化，必然带来翻译工作中的局限性。
2017年，我组织了“译道化境论坛” ，邀来10多个语种的近40名翻译家共同探讨外国文学名著翻译新标准。我们颇为推崇的是钱钟书的“化境”说。按照钱钟书的说法，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 ”
钱钟书同时指出，彻底的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但“化”不可实现却可追求：面对着一篇原文的文本，先把它攻读下来，对每一个意思、每一个文句、每一个话语都彻底弄懂，对它浅表的意思与深藏的本意都了解透彻。然后，以准确、贴切、通顺的词汇，以纯正而讲究的修辞学打造出来的文句，表达为本国的语言文字。但这里有一个严格的关卡，那就是译文的修辞意图和审美追求需要符合原文的形态与意念。这种翻译是原作的“投胎转世” ，躯壳换了一个，精神姿态依然故我。
照此说来，好的翻译实践，不是别的，就是进入了奇妙的化境。 “化境”说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延伸与发展，也是中国翻译事业更进一步、达到丰富多彩新景观的有效途径。
柳鸣九， 193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出版《柳鸣九文集》(15卷)、《法国文学史》(三卷本)等著作、译作40余部，散文集《种自我的园子》《巴黎对话录》《友人对话录》，编选组译《萨特研究》《加缪全集》《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等，主编《盗火者文丛》(十卷本)、《本色文丛》等。 2018年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