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西道孔子”扬雄及其著作‖李冬梅( 三 ) |李冬梅|方言|易经|著作|太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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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言》
《法言》是扬雄继《太玄》后又一传世名作，为语录体散文著作，仿《论语》而撰成。其自序曰：“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 ”（《汉书·扬雄传》载《法言自序》）可知扬雄撰《法言》主要是对诸子和太史公等“不与圣人同”的错误认识加以批判和纠正。他“窃自比于孟子”（《法言·吾子》），要廓清儒学传播、发展道路中的障碍，从而复见儒家经典的真正内涵，阐明孔学圣道的基本精神。他尊崇《五经》，认为圣人及《五经》是评判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和唯一标准，尤其在衰乱时期，更是社会生死存亡的重要保证。提出只有努力摒除利禄之欲，涵养道德之心，才能真正达到孔圣的道德境界。他点评西汉著名儒学大师，包括叔孙通、辕固生、申培、董仲舒等，认为叔孙通作君臣之仪，是得，但其礼不合圣人之道，是失；对辕固生、申培则除称其“守儒”外，其余都加以批判和否定；而董仲舒空有愿望却不能实现，公孙弘位居显要却只知“利在安身”（《渊骞》李轨注），都未能近圣人之道。此外，对董仲舒等的今文经学走向灾异谶纬学说及时人赞誉的致雨之术，也都予以毫不留情地讽刺和批判，指出“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无验而言之谓妄。君子妄乎？不妄”（《问神》）。这在谶纬学说流行的西汉后期，无疑是石破天惊之语，徐复观对此评价道：“从成帝时起，开始有人对由术数所讲的天人性命之学发生怀疑，渐渐要回到五经的本来面目，以下开东汉注重五经文字本身了解的训诂学，并出现了以桓谭为先河的一批理智清明的思想家，此在西汉末期，虽未成为学术风气的主流，但实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扬雄末年的《法言》，担当了开辟此阶段的责任。 ”
对于先秦诸子，扬雄评论最多的当属以申不害、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肯定他们的“苟不乖少圣人之术”“则颜、闵不能胜之”（《问题》李轨注），但对其“不仁之至”（《问道》）、“险而无化”（《五百》），则进行严厉批判和全面否定。这一点颇不同于汉代其他学者，如司马谈和班固在评价法家时，既有否定，也有肯定。相比之下，扬雄就缺少这样一种客观分析和全面考察，更多是带上鲜明的主观倾向和感情色彩。这样一种主观性，既是《法言》的突出特点，也是其所失之处。
一方面，扬雄极力批判；另一方面，扬雄又指出儒学经典和孔学圣道也不能生搬硬套、盲目遵从，随着时代变化， “可则因，否则革”（《问道》）， “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问神》）。他认为， “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君子》），主张从天、地、人三方面分析社会历史变迁的根本原因。他分析战国秦汉历史，认为秦亡于“强阋震扑”“播虐黎苗” ，而汉虽“兼才尚权” ，却并不如上古三代明君因“显懿”而能“飨国长久”（《重黎》）；体现出扬雄深切的忧患意识，这也是其所倡之儒学新的文化内涵和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