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熙|曾熙的书法艺术 |书法艺术|书法|何绍基|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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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熙六十三岁像
曾熙的书法以一九一五年迁居上海鬻书画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做官、办学堂，受到系统的封建文化教育，博通经史。但前期无论是在清末皇朝还是民国政府，曾熙与历代书家一样有自己赖以生存的或朝廷或政府的俸禄，过着一种封建士大夫的生活。书法的书面交流工具性的功用价值远远大于闲暇之际文人雅兴的艺术价值，因此并没有过多地注重书法的视觉形式、艺术风格。一九一五年之后，曾熙在上海开始了职业书家的生涯，研习了更多新发现的书法墨迹和文献，作品的艺术形式更趋多元，从书法的各个侧面—用笔、结体、章法等表现出鲜明的个人书风。同时，受时代变革的影响，曾熙的书法及其对书法艺术的理解亦体现出传承与鼎革的相融，展现了独特的创新风貌，引领民国书坛一时之风气。
一、以《石鼓文》为基础，取法三代钟鼎铭文的篆书
曾熙与一般古代读书人不同，少年时虽也学楷书，但他很早就开始练习篆书。一九二九年秋题黄晓汀《剑鸣庐校碑图》中他回顾道：“予少喜学剑，与子同一痴。弃剑而学书，篆分日委蛇。及今四十载，苦乐且忘疲。 ”但可惜没有写他练的是哪家篆书。目前可知的是曾熙最早以《石鼓文》名世，一九一五年清道人在《衡阳曾子缉鬻书直例引》中也称“余喜学鼎彝”“季子则学《石鼓文》” 。一八九二年曾熙进京参加会试，其间游历了京城，观赏到《石鼓文》，赞叹其有三代之风，流连忘返不忍离去，以后多方探访终求得旧拓临摹学习。一八九四年与李瑞清同赴京师，在京期间得《黄庭经》、水前拓本《瘗鹤铭》、周器拓片十数种，一起研习书法，但此时二人习篆书各自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
《石鼓文》在我国书法发展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自唐代发现以后就受到唐及以后历代书法家的一致赞赏。清代由于碑学的兴起《石鼓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学习它不仅可上追大篆下开小篆，而且对其他书体的学习也尤为重要。民国时期承继清末篆书学习、取法的经验，在《石鼓文》的研习和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绩，一批书法家受其影响而取得硕果。曾熙的独具《石鼓》风格的篆书现虽已无法获得，但其留下的篆书作品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一九二〇年书写的集《石鼓文》联款识为：“集《石鼓》文字，此石严谨，学者易病局促。师邓篆法以追《石鼓》，则笔扁锋削，已失古人浑灏之气，因以周金器参写之，庶失之扁削与笨滞者得资补救焉。 ”由此可知，曾熙认为《石鼓文》为周代的刻石，虽历经沧桑，漫泐严重，但笔画坚劲如铁，瘦而雄强，笔笔中锋十分整齐。学《石鼓》者容易规整而缺少变化。因此曾熙以为只有加以变化才能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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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熙(左)与陈三立(中)、李瑞清(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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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熙(前排中)、张大千(后排右)
然而曾熙的篆书取得大的成就是在一九一五年之后。是年，曾熙受李瑞清之邀到了上海，一直到十二月正式挂牌鬻书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就篆书方面遍临了《毛公鼎》《散氏盘》《颂鼎》《盂鼎》《虎敦》等三代钟鼎铭文，对《石鼓文》作了更加细致的学习与揣摩。以后，曾熙对钟鼎铭文情有独钟，临写甚勤，传世有多幅精彩的钟鼎铭文作品，其后的《石鼓文》作品，也是用铭文的笔法来书写，加以顿挫方折，使其变化多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