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豪掷4.5亿买地？一个“死去”的江湖正悄悄“复活”( 三 ) |先秦|少林寺|中国文化

▍“逃离”：自然山水中的江湖意象
中国是水资源大国，西傍高山荒漠，东临大海，内有长江与黄河横贯东西，无数大小支流与之联结并网络整个版图，有一种深沉而独特的淡水文明和大河文明。远古时期中国更是水系众多，河道纵横。相传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山海经》，就记有300多条水道；流传至今的上古神话传说，其中不少就和洪害及治水有关；长江下游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明水利系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葛剑雄认为河流文明是水文化的最高形式，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真正对人类特别是古代的文明产生重要作用的，都是依托于大江大河。河流不仅提供了人类生产、生存的基本的条件，而且它把分散发展的文明汇成一个总体，并且依托这些河流所拥有的特殊条件，把它提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而华夏文明，无疑将这种河流文明发扬光大，并且孕育出了内涵丰富意境悠远的水文化。
“山水是观察历史的形而上尺度” ，也是理解中国古文明的密钥。中国人是对山水自然情有独钟的民族，李泽厚甚至认为，在山水自然中浸染出来的“中国的山水画有如西方的十字架” 。寄情山水，隐逸江湖，从来就是中国文人的一大梦想。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基于农作物生长和天时经验的成熟农耕文明，建立了一整套“天人合一”、万物循环的价值和信仰系统。因而，自然山水在中国文化中始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意念或者意象角色，潜移默化，影响至深。在“前汽车”时代，水路是最重要的出行方式，古代河流约略相当于今天的铁路或高速公路，人类生计和文明的很多现象也都是围绕河流而展开。在古代，河流可能更具有交通、经济乃至社会意义，也就是说，在自然属性之外，河流还有明显的经济属性、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 “与此相关的水神和海神，就像山神一样，是人类很早就有的普遍现象，是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系统的信仰需求” 。古人对江河湖海的理解与情感也和今人远远不同。对于绝大多数一辈子没走出过乡村、没见过大海的古人来说，大江大河通向广袤无垠的四海八荒，大江大河就是海，代表的就是遥远陌生的未知世界。如果说乡土是家乡，是此在，是周而复始的熟悉的静态生活；那么江湖就是他者，是远行和异乡，是流动和逃离。
历史学者魏斌多年来悉心研究六朝时期“山岳文化景观的生成过程及其空间关系” ，著有《“山中”的六朝史》，在相关领域有开创性贡献。他认为，山中世界的基本特征是一定程度上的逃离性，是试图逃逸出国家权力的文化共同体。这是山居的本意。也就是说，一个倾向于独立的平行性文化空间，在统一帝国消亡后的权力环境中开始出现了。东西方差不多同时出现了这种现象，但文化影响却颇有差异。在西方，山中修道院主要仍是作为一种信仰现象而存在。而在中国，以山寺、山馆为代表的山林文化空间，却溢出了信仰范畴，逐渐内化于知识精英的内心世界，成为一个独特的精神文化现象。 “文化性的逃离者造就了超越的山水，而社会性的逃离者造就了侠义的江湖和山林，二者都是绵延于中国历史中的内容。 ……这两种现象的存在，其实都跟郡县制华夏帝国的权力体制有关，是帝国的伴生之物” 。
山林和江湖一样，在中国文化里极具象征意味。历史上的山林和江湖之间，充斥着失意政客、落魄文人、贬黜官员、不合于群的行为乖张者，以及放浪形骸纵情山水的各色人等。人们从名利场逃离，从乡土社会中逃离，从蝇营狗苟钩心斗角或剑拔弩张中逃离，山水给了他们莫大的心灵寄托和自由挥洒的精神空间。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略论中国社会学（二）》中，将中国文化区分为城市文化、乡镇文化、山林文化、江湖文化。他说：“中国古代有游侠，富流动性，山林人物富静定性；在山林而具流动性者，则谓之江湖。 ”“中国主要乃一静态社会，而江湖则为其静态下层一动态， ……”钱氏还正确指出了近代“江湖势力侵入城市”的重要趋向。概言之，社会化的山水即为江湖，也可以说江湖就是人格化的山水，是被赋予了人类情感和灵性的山水。山水和人世恩怨缠绕一起，成为中国式的人情世故。而作为“逃离性社会空间” ，江湖显然要比山林复杂一些。江湖既有出世的一面，也有入世的一面；既有天人合一的飘逸空灵，也有行侠仗义的快意恩仇，还有“伦常日用”的世俗烟火。江湖以其多重形式和不同侧面的“逃离性” ，冲击着世代相传变动不居的乡土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