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丹子|《燕丹子》研究：刺秦非为私仇( 二 ) |燕丹子|小说_文化|史记·荆轲

《研究》极重文本材料，始终立足文本展开论述、分析论题、得出结论，同时善于以一种整体性、全局性的眼光看待问题，从而避免了推论的偶然性和片面性，增强了结论的可靠性。第一，有感于前人对三个文本段落式、局部性的对比分析可能会伤害结论的准确性，《研究》用两节的篇幅对《燕丹子》与《史记》《战国策》进行了全文对比解读，并且通过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使得三个文本之间的异同一目了然。作者还对每一部分的对比内容做了十分详尽的解读，同时以统计主要人物的称呼情况、麹武之身份等作为辅助和补充，揭示了文字表述背后更为深刻、本质的内涵。如太子丹以书信向麹武问计这一情节，《史记》不载，《战国策》一句话带过，《燕丹子》却以245个字的篇幅描写，这一详细描述实际上包含了太子丹叙写信缘起、受辱之痛、复仇之计、哀叹国之将灭四个层次的内容，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又丰富了人物形象，还奠定了复仇的主题，展现出作为小说的《燕丹子》全然不同于传统史家载录的独特个性。第二，对比《燕丹子》与《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之“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文本相似度，揭示了《燕丹子》对后世小说的深远影响，高度评价了它的小说史地位。第三，作者推测《燕丹子》的编作者或为汉初的邹阳，以《狱中上梁王书》《酒赋》《上吴王书》三个作品的文本内容为中心展开论证，通过对文本的内容、文意、语言表达形式等多方位的分析，发现邹阳不仅对荆轲刺秦故事了然于心，在作品中提到的人名和细节都与《燕丹子》完全一致，而且其作品之文意、语言结构、语言表达方式等皆与《燕丹子》近似。在此基础上，又从《汉志》存目的分析、时代环境、邹阳的人生经历、性格特征等方面强化了邹阳与《燕丹子》的联系，证明了邹阳编作《燕丹子》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这一推断是《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发前人之未发的新观点，作者在文本中寻找种种证据，并作抽丝剥茧的分析，言有所依，论有所据，绝非凭空臆想的无根之说。这一发现虽非定论，无疑可备作一说，将有关《燕丹子》成书问题的研究引向更加广阔的境地。
《研究》论断审慎严谨，广采各家之说，并作逐一辨析，绝不作妄断，或通过材料分析进行观点的辩驳，或在各家说法的基础上独出机杼，或进一步揭示某些说法的内蕴。首先，关于《燕丹子》成书时间的问题，历来说法众多，莫衷一是，作者详细罗列了战国说、秦汉说、东汉说、唐以前说等诸种说法，认为诸家论证的材料相对集中，观点的差异性来自于对材料理解的巨大差异。因此，《研究》从关键性材料入手，主要反驳了东汉说与唐以前说。通过《论衡》与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的文本对比，指出《论衡》的辩论对象很可能是汉初的邹阳，从而提出了《燕丹子》成书于汉初的看法。其次，关于历代对荆轲刺秦事及《燕丹子》的评价问题，大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派否定了这一事件的历史价值，怀疑太子丹驱使刺客不过是为报一己私仇，进而认为荆轲等人仅是一群愚蠢莽汉，刺秦事件的价值与荆轲等人存在的意义被全面否定与消解；另一派肯定了太子丹、荆轲等人为国举事的正义性，认为刺秦并非出于私仇，而是在秦吞六国事实下的公仇与国仇。
《研究》分析《燕丹子》的主题意向，明确指出刺秦之举乃是出于群体之正义，合乎天理人情，更进一步说明，这一主题是以公羊学的复仇观念作为思想基础。还有，关于中国小说发生期问题，前人已经提出了唐代说、魏晋说、汉代说、战国说、先秦说五种主要的观点，《研究》不囿于前说，将小说发生期的上下限分别定为战国时代、西汉末，体现出一种历时性、发展性的小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