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新东北作家群”的主题与风格( 二 ) |双雪涛|北方化为乌有|班宇

孙旭庭昂起头颅，挺着脖子奋力嘶喊，向着尘土与虚无，以及浮在半空中的万事万物，那声音生疏并且凄厉，像信一样，它也能传至很远的地方。
可能难以想象，关于1990年代影响上千万人的东北下岗潮，时至今日也找不到一部沉重的社会学、历史学的作品予以记录，相关的史料寥寥。双雪涛、班宇、郑执他们的写作，就像一封晚寄了二十年的信，安慰着步入人生暮年的父辈。他们的小说，在重新理解父辈这批失败者的同时，隐含着对于单向度的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批判。
新自由主义所塑造的“标准人” ，是市场的人格投影，理性、冷漠而精于计算；在“新东北作家群”的笔下，则游荡着太多的“畸人” ，他们充满理想却不合时宜，被视为疯子或废人。
双雪涛在大陆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我的朋友安德烈》，记录着安德烈这样的中学同学如何拒绝向一个时代投降，直到被送进精神病院；而《冷枪》中的“我”冒着退学的风险也要在宿舍楼里打一架，因无法忍受有人在电脑游戏中作弊， “用狙击枪射杀着看不见他的年轻人” 。
王德威曾经谈到， “这些人物浮游于社会底层，从任何的角度说，他们是畸零人、失败者、犯罪者、重症病人，或根本就是无赖。然而双雪涛对他们别有一种亲近之感。 ”有意味的是，这是王德威三十年后再论“畸人” 。如果说1980年代的“畸人” ，是瓦解高大全红光亮的美学语法；那么当下的“畸人” ，是突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市场法则。
对于父兄辈的失败者，双雪涛、班宇这一代并不是停止于感伤，而是以文学的方式，为这群历史的牺牲品追索正义，比如双雪涛的《北方化为乌有》、班宇的《枪墓》及郑执的《生吞》。在《北方化为乌有》中，除夕之夜，一个“一直用短句子”“第一人称儿童视角”的东北青年小说家，被醉酒的女出版人纠缠在家里喝酒，并且被嘲讽着“除了童年你什么也不会写” 。
出版人提到小说家正在写的小说里的一桩凶案，提到一篇自由来稿中也写了一模一样的故事。小说的“虚构”层面渐次瓦解，小说家展示出一块带血的衣领，告之出版人自己正是小说中被杀死的车间主任的儿子，并且和出版人通过电话约到了这个作者深夜来会。
虚构的文学转为历史的见证，曾经的车间主任之子，当年车间主任恋人的妹妹，两个“子一代”的叙述视角彼此补充，在对话中还原东北往事：当保卫工厂的车间主任被腐败分子雇凶杀害后， “姐姐”多年来不止不休地追凶，最终将凶手杀死，并且将逐一地对当年的腐败分子完成复仇。《北方化为乌有》带有元小说性，展现着从“虚构”出发的叙述最终如何走向“现实” 。这样的小说沟通了叙述与正义的关系，完成对于自身的救赎：小说重新成为一种有道德承担的文类，而不是纯粹的叙述游戏。
“新东北作家群”这种依赖于“子一代”视角的叙述，同样可以被归为“青春文学”；或者更进一步说，随着这批下岗工人后代的青春叙述浮出历史，新世纪以来统治青年写作多年的“青春文学”的叙述程式到此终结。 “青春”和“文学”这两个20世纪中国的关键概念长久地被“青春文学”所宰制，这种“青春文学”从1990年代以来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出发，侧重内心倾诉，充满自恋地处理题材与语言，标榜一种去历史化、去道德化的职业写作，以所谓“叙述”的可能性来掩饰内心的空洞与文学的贫乏。
“新东北作家群”这批青年作家的文学突围，首先是语言的突围。具体地说，和以往“青春文学”常见的长句与陌生化比喻相比，双雪涛、班宇等人的小说多用短句，充满着大量东北日常口语。句子的“长”与“短”的差异，落实在以往的青春文学作家多用自由间接引语，而“新东北作家群”作家大量使用直接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