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新东北作家群”的主题与风格( 三 ) |双雪涛|北方化为乌有|班宇

这里显然有两种文学观的差异：自由间接引语一定程度上让出叙述人的权威，从人物的视点引出人物的内心世界；直接引语不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停留在人物的对话上。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班宇的《双河》，小说第二节第一段， “我”与关系暧昧的刘菲在菜市场相遇，这短短一段有二十六个“说” ，通过“我说”与“刘菲说” ，层层揭示出“我”与刘菲的互相试探。
侧重自由间接引语的作家，一般来说反对语言与现实的同一性，拆解文学对于现实的“摹仿” ，并在此基础上凸显“个人”的“内心”的独异性。如同奥尔巴赫对于伍尔夫小说的分析：“作为客观事物讲述者的作家几乎完全隐去，几乎所讲的一切都像是小说人物意识的映像。 ”这是祛魅的个体时代的艺术，在20世纪兴起自有其历史根源。
“新东北作家群”的青年作家们，要想超越这一现代主义的写作程式，必须接过一百年前那对于现实主义仿佛“致命一击”的问题：人物之外的叙述人，是否可信？现代主义小说由此凭借叙述的间离，貌似从叙述人这里把人物还给人物。十多年前底层文学兴起时也遭遇到这一诘问：谁可以为底层“代言”？底层文学一方也沿着对方的逻辑走向新工人文学，似乎也寄希望于底层自身的发声。
“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深刻回应了这一文学史难题。其关键之处，在于“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是共同体内部的写作。 “子一代”视角是一个既在“外部”又在“内部”的视角：因其在“外部” ，在多年之后回溯，可以总体性地、历史性地回顾共同体的命运，超越个人视角的有限性；因其在“内部” ，血缘与阶级上的父子关联，使得“代言”的道德难题迎刃而解，他们天然地有“代言”的合法性，父辈的命运最终落在子一代身上。
仿佛历史的胎记，在双雪涛、班宇的多篇小说中， 1990年代9000元的中学学费不断出现，能够体会到这笔残酷的学费如何成为作者当年的梦魇—学费使得子一代最切身地体验何谓“下岗” ，双雪涛小说的韩文版直接被译者定题为《九千班的孩子们》。这种间离而同一的文化立场，导致小说的叙述视角充满创造性。也似乎只能在这一文学的位置上， “新东北作家群”有效地超越了现代主义文学，创造出一种共同体内部的写作，一种新颖的现实主义写作。口语化的短句，依赖对话与描写，丰富的日常生活细节，几乎不使用心理描写，强烈的故事性，这大致是“新东北作家群”的现实主义风格。
在对班宇《逍遥游》的分析中，李陀指出班宇等人的小说在复兴现实主义，并且强调了“写作”的意义上现实主义的创造性。现实主义的复兴，有必要清洗被污名化的定见， “夺回”一些被现代主义所框定的概念。比如寓言化的写作，班宇是本雅明意义上的寓言作家：在一个废墟般的世界里，班宇将碎片转化为概念，将概念转化为寓言。无论是《空中道路》或是《冬泳》《夜莺湖》，小说最终寓言化的翻转，往往是不连续的两个历史时间叠搭在一起，历史的非连续性，使得小说里的“现实”笼罩着一层恍惚的非现实感。毕竟，在本雅明看来， “寓言”是关乎救赎的表达形式。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班宇的成名作《逍遥游》中：身患尿毒症的“我”什么都在失去，并最终认清了自己的虚弱一一对应的象征世界在解体，人物等待在绝对的空无之中。小说无穷无尽的反讽像波浪一般涌动拍击，组织起无穷无尽的高度写实的细节与语言，一切建基在反讽的虚空之中，而这虚空又包含着等待。《逍遥游》超越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成为反悲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