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2《十月》·大地之事｜刘东黎：荒野启示录( 六 ) |荒原|欧洲

在这个荒野项目中，大片土地“没有受到人类这一特殊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物种的干扰和改造” ，是原初状态的自然，是世界本真与基础的一个原型。在利奥波德看来，荒野可以教人学会经历与感受，教人变得更加敏锐，唤起自我自然人性的一面。所以让原始自然栖身于妥帖恰当的安身之所，人类也将由此获益——他们重新拾起与本真自然世界的情感联系，通过荒野回溯，重建人与世界的完整性，使人类的价值返归自然深处。
在《自然的经济体系》里，沃斯特认为利奥波德本人的“土地伦理仅仅是一种比较开明的长远考虑” ，其长远的目的，依然是稳定的物质财富扩张。他观察着这位林业工作者的所有行为：在十多年中，利奥波德和家人在这里进行着野生生物的耕耘和管理，冬天给鸟喂食，给它们戴上环志。春天，在大雁南飞的咕咕声中，他们种植松树。夏天，他们播种和照料野花。秋天，他们观察冬眠前各种动物的奇异骚动。在所有的季节，利奥波德都做着生物气候的观察记录。 “尽管他放弃了让土地仅生产最想要的庄稼的愿望，但他却继续用农艺学的术语说话：整个地球都变成一种被收割的庄稼……”
这样的结论有些出人意料，利奥波德想以大地伦理为武器，抵御功利主义自然观带来的浊世洪流；而沃斯特是在思考生态学家们对自然的态度，他看出“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牢固地与生态学这门学科连在一起，而生态学却是与经济学紧密相关的”；因为从那个时代开始，生态学本身，已经在向着经济学和实用自然观的方向一路狂奔。
从20世纪初开始，生态学家、进化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就将生物和生态系统看成是一个个经济系统。 1927年，在剑桥大学教授查尔斯·埃尔顿出版的《动物生态学》里，荒野这样的自然群落，就被描述成简化的经济体系；生物能量则是这个体系中的“流通货币” ，从达尔文时代开始的“自然史”式的、略带浪漫气息的“有机哲学” ，开始被学界慢慢摒弃。牛津大学植物学家坦斯利则进一步认为，生态学的研究应该把生态系统看作一个物理系统，而不是“有机的整体” 。
随着生态学继续向前发展，美国顶尖的大科学家理查德·费曼就曾多次表达自己对纯思辨传统的自然观与哲学的轻视。因为哲学所能做的，只能是科学实践之后的总结与解释，一个科学家的信念无论有多么美妙，直觉有多么强烈，都敌不过钢铁般的实验数据。如吉尔伯特·怀特、梭罗或达尔文那样，带着田园牧歌与博物学意味的生态研究进路， 18世纪欧洲阿卡狄亚式的、非功利的生态学，逐渐变成前尘往事。科技进步和原始本真的对立与缠绕，拷问着20世纪人类的精神和思考，并令人产生浓厚的怀旧情绪。
在一篇发表于1993年题为《我们失落的自然》的文章中，唐纳德·沃斯特写道：“怀旧，贯穿着我们的社会，这是一件幸事，因为它可能是我们获得救赎的唯一希望。我自己的怀旧——可能是同千千万万人所分享的那种情感——将我带回这个大陆残存的原始自然当中徜徉漫游。 ”
沃斯特所强调的怀旧情感，是一种对失落的自然世界的哀悼；它不是一种衰朽不堪的哀叹，恰恰相反，那可能是一种隐性的、颠覆性的力量，如他在《帝国之河》最后一章所言：“是一种可以令一个帝国放低身段的力量”；因为这种力量能够将人类引向“反对统御、工具主义、资本与技术权力；崇尚自由、野性、无羁的壮美与人类谦卑的一面” 。因为这种怀旧和伤悼之情，不是悲春伤秋的无奈，也不是靠运动和呼吁召唤起的社会情绪，而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的，浸染着一种保守主义气息浓重的沉默与关怀，也就使得崇高与壮美，永久流淌在人类精神与人类命运的历史河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