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何彦霄评《从荷马到古希腊抒情诗》｜新历史主义之前( 四 ) 古希腊|问题|格兰·莫斯特古

同样的，沃尔之后的两本书——《废墟里的爱情：古典雅典民主的爱欲》（ Love among the Ruins: The Erotics of Democracy in Classical Athens）与《法律的宇宙：雅典法庭演说的司法话语》（ Law's Cosmos: Juridical Discourse in Athenian Forensic Oratory）也体现了这一点。这两本书分别把修昔底德与雅典法律演说词当作文学作品阅读，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分析。而莫斯特说的“公共与私人文件”会成为新历史主义下的文学研究对象，则体现在刻尔克另一个学生的研究上，现任教于康奈尔大学的雅典娜·基尔克（Athena Kirk）去年出版了《古希腊名单：各种体裁里的目录与清单》（ Ancient Greek Lists: Catalogue and Inventory Across Genres），对古希腊文本里面一种不被重视的现象——名单（比如《伊利亚特》里面列出的各地区军队将领的“荷马船表”）——进行了文化解读，揭示这种枯燥的体裁背后的文化逻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尔克非常重视文学里的名单与铭文里的名单的互动。古希腊铭文往往只为历史学家作为第一手历史材料而被重视，而基尔克从文学的角度，强调铭文是一种现实中的文化实践。
如果说刻尔克及她的学生主要将新历史主义带入古风古典希腊文学研究的话，这一影响已经波及到古典学的其他领域。在希腊化文学研究领域，刻尔克与哈佛大学的希腊化史专家保罗·科斯敏（Paul Kosmin）合作指导了莫妮卡·朴（Monica Park）关于托勒密诗人卡里马库斯的博士论文《有朽的神圣：卡里马库斯与帝国神学的形成》（ The Mortal Divine: Callimachus and the Making of an Imperial Theology）（莫妮卡·朴后在范德堡大学任教，但现在已经离开了学界，这篇博士论文目前仍在封锁期中，因此我没有读到）。 2013年纽约巴德学院研究希腊小说的罗伯特·乔非（Robert Cioffi）在其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想象的地域：古代小说的族群性、异域主义与叙事》（ Imaginary Lands: Ethnicity, Exoticism, and Narrative in the Ancient Novel）中强调要学习刻尔克在古风古典希腊文学上的方法。而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有两部拉丁文学研究著作——菲布·鲍迪奇（Phebe Bowditch）出版于2001年的《贺拉斯与供养的礼物经济》（ Horace and the Gift Economy of Patronage）和尼尔·科菲（Neil Coffe）出版于2009年的《战争的贸易：拉丁史诗里的交换与社会秩序》（ The Commerce of War: Exchange and Social Order in Latin Epic）都指出要以刻尔克的著作为模板来解读拉丁诗歌。在古典学之外，刻尔克的新历史主义方法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学研究。刻尔克在伯克利比较文学系作为主导师指导了现任教于布朗大学的塔马拉·金（Tamara Chin），塔马拉·金的《野蛮的交换：汉代帝国主义、中国文学风格与经济想象》（ Savage Exchange: Han Imperialism, Chinese Literary Style, and Economic Imagination）直接将刻尔克的新历史主义方法带到早期中国文学研究，这本书在诸多方面都有《钱币、骨头、游戏与黄金》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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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的交换》，哈佛大学出版社
莫斯特不仅成功预言了新历史主义在古典学的兴起，还非常有洞见地指出哪些问题会成为研究对象，作为弄潮儿的刻尔克及其学生的实践则印证了这一判断。当然，这几年希腊文学研究也出现回归“形式主义”（formalism）的风潮。刻尔克在伯克利指导的学生、现任教于哈佛大学的内奥米·韦斯（Naomi Weiss）基于伯克利博士论文的专著《悲剧的音乐：欧里庇得斯式剧院里的表演与想象》（ The Music of Tragedy: Performance and Imagination in Euripidean Theater）就是纯形式主义文学分析。而沃尔也开始自我批评，她在2015年出版的《欧里庇得斯与形式的政治》（ Euripides and the Politics of Form）里指出，如果新历史主义路径学者将古希腊悲剧与古希腊官方档案都只看作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体现，那悲剧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意义在哪里？这无疑是在反思自己早年的希腊悲剧研究。因此，沃尔强调，如果要对文学作品进行历史主义解读，不考虑其文学体裁等形式主义特征，就不是完全的历史主义。虽然沃尔是在借助形式主义来弥补历史主义的不足，这无疑也是某种形式主义的回归。而现在任教于伯克利、之前在比萨高等师范学院受教于莫斯特的马里奥·泰洛（Mario Telò）在最近出版的《档案感觉：一种关于希腊悲剧的理论》（ Archive Feelings: A Theory of Greek Tragedy）里一开始就认为要在历史主义已经在希腊文学占主导的情况下寻找新路子，泰洛这学期也在伯克利开设“激进形式主义”（Radical Formalisms）研讨课，以回应回归形式主义潮流。我们可以观察，在作为新历史主义希腊文学研究的大本营的伯克利，未来是否会有新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