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年轻时把文学当匕首，年老时当拐棍( 五 ) |李慧泉|刘恒|窝头会馆|苑国钟

外祖父身体不好，肺病。后来一直喘得厉害，要把农村那种方枕头，两三个枕头摞上，把脸贴在枕头上面，盘腿坐在席子上睡觉。能听到他的痰在嗓子里堵着。
我经常看他看着山发呆，说一些挺伤感的话。他对自己的人生不是太满意，因为唯一的儿子是个军人，在从新疆到西藏的路上出车祸死了，他算烈属，他对这事儿始终耿耿于怀。
我小的时候接触的都是这样的细节。那时候特别不理解，比如老太太走了，人就躺在门板上，大家却在边上欢天喜地地吃饭。我的文学作品跟少年时代的记忆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我从莫言的小说里能感受到他童年的烙印有多深。他就是在村里长大的，更纯粹，我只是住了那几年而已。
人：住到胡同，就回到城市了。
刘：我们从西直门搬来的时候，还很少有人在大杂院里盖房子，后来随着孩子长大，不得不盖，因为实在是没有地方住了。
我们刚搬来的时候，跟邻居中间有挺大的一个院子。他们家已经盖了一个小厨房了，我们这边院子比较大，他还主动帮我们盖厨房。而且经常是家里做了什么，我拿到你那儿去吃，你拿到我这儿吃。有人家里装了电话座机，基本上周围邻居共同使用，甚至可以上人家里用卫生间，都不当回事儿。
但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人的想法有变化了。我写张大民和邻居为墙吵架，那就是我自己家的事。四合院里这种磕磕碰碰的特别多。一旦差别出来，为了争夺某种利益，就开始不谦让了。但我还是觉得，邻里相互之间分得比较清楚，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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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2000）
宿命感
人：这些年，你是尝试过一些文学创作，觉得不够理想，还是基本上就不写了？
刘：基本上不写了。人衰老之后，他是全面的衰老，创造力会衰退。我对自己的能力没有青年时代那么自负了，我觉得我的经验够，但我不敢肯定我的理性够不够。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支配语言的能力。有的作家是用一套语言用到死，永远是同样的口吻；有的作家会不停地变换语言方式，文风也会发生变化，通常是走下坡路的比较多。这就是语感丧失，搞不好就像挤牙膏一样。而且一旦写小说的话，还讲那些四平八稳的故事，似曾相识的故事，或者是不疼不痒的主题，你写它干什么？毫无意义。
人：好的文学必须具有攻击性或者说批判性？
刘：是的！攻击性和批判性体现了文学的主体性和人类自我反省的本性。这是人类进步的基石之一，也是追求精神升华的必要手段。当然，首要的是自我攻击和自我批判，向自身的缺点开刀！这取决于我还有没有这个力量。老人的肌肉会流失，毫无办法。
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拿文学当匕首，老年了，可以拿它当拐棍。进取心强度降低之后，那个事情本身对你的吸引力也有所降低。
人：怎么理解你说的“世界观中庸化”？
刘：锋芒会收敛，会高度怀疑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这个时候对跟自己不同的意见，不论是来自左边右边，上面下边，就比原来宽容多了。这种中庸在别人眼里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但我觉得这样对其他人比较公平，对我也是，一切都可以忍受。
人：也不会有“自己想说话，说不出来”的憋闷？
刘：还是那句话，我对我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而且我是怀着中庸的态度，等于是饶过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