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型|每座消费型城市都要先给自己找好河流丨京华物语( 四 ) 供给|消费型|大运河|隋炀帝|北

唐明皇：守关将士安在？
杨国忠：哥舒翰兵败，已降贼了！
此时有人禀报：
禀报者：启陛下不好了！英法联军进犯，杀破八里桥，不日就到北京了！
咸丰爷：守关将士安在？
禀报者：僧王爷兵败，八旗兵已然逃散了！
咸丰爷来不及唱一句“恁道失机的僧格林沁，称兵的英法联军” ，就一蹦子奔热河去了。《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等电影中都涉及了八里桥之战的相关故事；电影中拍了点蒙古八旗冲入敌阵砍杀的镜头，是为了给我们找点面子，实际上比这要惨得多。
这一切都过去了，通州众多与漕运相关的遗迹，如皇木厂（储存木材）、吴仲祠（祭祀明代寻仓御史吴仲）、石坝码头、土坝码头、黄亭子（用来界分码头功能）、大光楼（即验粮楼，明清坐粮厅官员,在此验收漕粮）、潞河书院、天后宫（妈祖庙）等都已经雾廓云除，烟消雨散。 1952年，通州拆了古城的城门、城墙。而在建设北京副中心时，通州费了很大的力气重新规划街道，却把老城区都给忘了。
——拆迁了古城中大部分的胡同，那些胡同中隐藏着无规则的大排档与路边摊，还有零星几座寺庙和万字会馆（通州博物馆）等，直拆得“通州三宝”易了主：“鼓楼、大塔、文昌阁（念gǎo）” ，变成了大顺斋的糖火烧、小楼餐厅的烧鲶鱼（以前是用运河里的活鲶鱼）和万通酱园的酱豆腐（今仙源腐乳）。如今在通州区潞城镇的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修建了一座文昌轩，将当年悬挂于通州古城南门、西门、文昌阁的匾额复制了再挂上去，并在一个小广场四面刻上四门的门额：东门“通运”、北门“凝翠”、西门“朝天”、南门“迎熏” 。
运河是个景儿，更是生活本身
万事万物有生有灭，有始有终，古典文明一到明清就开始回光返照并逐步湮灭，自然环境也成了“帮凶” 。明清以来北京水量日渐稀少，城内的不少水系，明代是河，清朝成了水沟，再往后成为暗河。北京地势比通州高，通惠河一段因水量不足，不能将漕粮直接运达京城了。于是在通惠河上，从北京往通州设立了头闸（东便门外大通桥）、二闸（庆丰闸）、三闸（平津上闸，高碑店）、四闸（平津下闸，花园）、五闸（普济闸），船只能在闸口之间航行，后来改为到闸口要改换驳船，粮食用人工搬运五次才到北京的各处粮仓，增了手续，多了猫腻。
康熙、乾隆都曾数次沿着大运河下江南，康熙曾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三大政务要事。他们不是游玩，是考察各地吏治、民风和漕运征收等，顺手将南方园林的样貌搬回了北京。可中国此时经历了千年未有的重大变化：人口从一亿膨胀到四亿，并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北京因住房短缺，在元明以来的大胡同周边都加盖房屋形成了小胡同。科举、官员、八旗官兵连带漕运官差的职位变得紧俏。
八旗职位往往是家中一个人补了缺，其他人补不上就游手好闲。闲人成了京城一景。而城内的胡同基本上是土路，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此时北京城外只有三条石头“御路”通向远方：从西直门到西山、广安门到卢沟桥和朝阳门到通州。从朝阳门到通州这一条，正是大运河在北京地区的“辅路”——在雍正、乾隆年间两次修建，还在通州八里桥和朝阳区三间房村分别立了石碑来记载。
清代照搬了明代包括漕运在内的大量制度，并只在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这八个省征收，都是离运河不远或沿线的产粮大省。总管八省漕粮的是漕运总督，在清代掌管水师部队，称漕台或漕帅，还设漕运御史负责监督。每个省都有一位督粮道，负责将本省漕粮押运到通州，并验收入库，还设置了各级粮道、监兑官、押运官……像按图钉一样按上不少肥缺，与治理河道的官僚组成利益集团。官员之间层层盘剥，最终再一起转嫁到百姓身上。粮食的单位是石、斗、升、合、勺。一石是二十八斤，往下能计算到“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