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夏燕靖：艺术学理论学科视域下的艺术史研究问题( 二 ) |艺术学理论|夏燕靖|艺术学|史

由此，凸显出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研究内在的连贯性、有机性和系统性，包括采纳史学研究方法论的普遍原则， “从观念入手”“从关联入手”“从时代入手” ，形成对艺术史及艺术史学有一个“整体性”的逻辑思维认识，将艺术史确立为具有“公共阐释”与“公共史学”的价值，进而考察其存在与发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然而，上述两方面的认识，目前在艺术学界仍处于探索与争鸣中，相关阐述我在这些年连续发表的一系列专题文章中有所论及，这里不再赘述。
“公共史学”介入艺术史学研究
如前所述，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研究有一项突出的“主题” ，就是关于艺术史研究的“整体性”逻辑，这是对艺术史“一般概念”的演绎及推论。阐明艺术史具有的“整体性”“贯穿性”“包容性” ，以及打通各艺术门类壁垒，形成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跨门类艺术史研究，这是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研究转入第三层次认知的条件，据此提两点看法：
一是关于艺术史“一般概念”构建的史学意义，清理并重新认识艺术史作为一门学科或学问，在东西方漫长历史进程中的发展脉络，特别指出在艺术史的建构过程中，与博物馆（各类艺术博物馆）机构发生的密切关联性，它既是孕育并促进关乎艺术史的传播及学科知识生成的基地；又是规范如何理解艺术史与整个人类文明史深度融合的实践指南。依此，通过史论与史学的交互结构，提炼出艺术史及艺术史学发展的共性，即具有普遍性认知的“史实”与“史观” ，进而确立艺术史“一般概念” ，形成针对艺术史学研究的指导原则。
二是关注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中艺术史（二级）学科的研究生人才培养，以及艺术学理论类艺术史论本科专业人才培养问题。进言之，研究生培养层次的学术体系、教学体系及培养目标的问题探讨，以及本科层次的艺术史论专业教学体系、培养目标的问题探讨。这两类层次的人才培养，有许多现实问题摆在眼前，如何让培养成本与职业效能形成相互协调，是非常突出的教育教学问题。
举例来说，史学研究领域的教科研机构每年仅有少量的新人入职。艺术史学作为小众分支学科（专业）更是如此，从高校到科研机构，乃至博物馆或出版部门，吸纳新人为数有限。然而，更多普及推广工作，诸如非遗调查、艺术工作坊、画廊或演艺场馆、群众艺术馆（站）、中小学校和职业学校等，尤其需要通识通才。因此，多样性人才培养机制应该适时纳入教育教学指标中。
于是，从教学到治学适时转变观念和视角非常重要，将培养目标向基层“服务”转向，推进教育教学服务向基层延伸，这就要求与大众社会文化和艺术普及工作需求相接轨，参与社会文化和公民历史素质教育活动（如博物展讲解，非遗普查工作，口述访谈；历史文化场域策划、文化创意策划， “跨媒介性”新兴内容产业策划，以及艺术史通识教学与艺术史传播节目文案，等等），让艺术史教育从“神话塔尖”中解脱出来，回归公共史学，不妨是一条解困之路。
【案例一】非遗普查与口述史访谈
非遗领域引入口述史实践，在政府主导下伴随着一系列非遗保护活动的开展迅速成为“显学” 。在高校，亦不乏将整理非遗口述史资料引入教学当中。如河南省平顶山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于2017年开展汝瓷口述历史档案采集，该院16位师生组成“汝瓷恢复烧造口述史工作组” ，先后十余次奔赴汝州，对24位自1948年现代汝瓷恢复以来的重要技艺传承人、参与者和见证人进行了深度口述访谈，获得视频资料6000多分钟，图片资料800多张，根据口述访谈整理出第一手文字资料约70万字。这对学生理解汝窑的历史，以及现代性价值提供了极其生动而有意义的教学平台。这一教学举措，除了为深入挖掘汝瓷传承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弥补非遗史料的不足，呈现集体记忆，为非遗传承人开辟表达文化权益的新途径等实现非遗保护的重要现实意义外，还践行了艺术史教学走出课堂，为社会服务培养人才。学生走出校门后，不仅很快适应工作，也达到了就业目的。（参引：赵亚峰《非遗项目口述史整理的实践与反思》，《艺术与民俗》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