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张旭东论《朝花夕拾》︱漂泊之路上的回忆闪烁( 二 ) |朝花夕拾|鲁迅|张旭东|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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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盖集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我把这个鲁迅风格扩张期的创作称作“路上杂文” ，其核心特征是外在的漂泊辗转同内心风景间的重叠与转换，通过反思、记述、回忆和恋人絮语，流注到一种更为自信、明确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形式和写作方式中去。因此，这个短暂的“流放期”事实上厘定了鲁迅“自觉的杂文”的文体和风格空间，为其做好了语言准备和审美操练。《朝花夕拾》（最初以“旧事重提”系列回忆文章的形式出现3）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占有特殊位置，起到了特殊作用，参与了鲁迅“自觉的杂文”的精神内面和风格外观的塑形。 1927年的广州经验，特别是“清党”前后的紧张与再度反思，极大地震撼了鲁迅对这种个人化的语言风格的自觉和自信，但最终并没有摧毁或动摇这种自觉和自信，而是为它自身的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即为一种更高且非个人化意义上的自觉提供了一场必要的洗礼。面对“四一五”及其后的恐怖与荒诞，鲁迅没有再写出《记念刘和珍君》那样的文字，而是潜心完成《小约翰》和鹤佑见辅的翻译，并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再继而写出《怎么写（夜记之一）》和《谈所谓“大内档案”》。所有这些，事实上都可以在《华盖集续编》的形式空间和风格轨迹的延伸线上予以分析和解释。值得一提的是，《朝花夕拾·小引》和《后记》分别写于1927年5月和7月，本身属于这个用文学形式和历史寓言回应社会政治领域里的恐怖与压抑的风格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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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
《华盖集续编》在时间上收录1926年间的所有杂文写作，但在空间意义上包含着一个重要的转场和变化，即鲁迅离开工作、生活了十余年的北京，开始了一个相对短暂却非常关键的人生第二个漂泊期或漫游期（第一个为前往南京就读西式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继而东渡日本留学的求学期）。在构成“杂文的自觉”的内在紧张的外部纷扰和环境压迫下，鲁迅于1926年2月开始写作“旧事重提”回忆散文系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文学动作。虽然鲁迅说《华盖集续编》“年月是改了，情形却依旧” ，所以仍以“华盖运”冠名4 ，但实际上，《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在杂文风格的发展上是两个既有连续性又有非连续性、既有重叠又有实质性差异的阶段。 “旧事重提”系列的开始，正是帮助判明这个非连续性的隐藏的断裂。
“旧事重提之一”《狗·猫·鼠》完成于1926年2月21日，发表于《莽原》第1卷第5期（1926年3月10日刊行）。同月鲁迅还创作了系列之二《阿长与〈山海经〉》。同一时间段里，他完成了《华盖集·后记》《无花的蔷薇》《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等杂文作品，除《华盖集·后记》外都收入《华盖集续编》。至1926年底完成系列末篇《范爱农》，在此期间作者向读者展现出两种全然不同的创作状态、文笔技巧和风格面貌。可以说，鲁迅在《华盖集》之后的写作，是在《华盖集续编》和《朝花夕拾》所呈现的两种氛围、心情、意境的重叠、交叉和缠绕之间展开的。一方面是“旧来的意味留存”让作者“时时反顾” ，在对种种“也许要哄骗我一生”5的往昔时光和影像的追忆中，营造出让时间停止的宁静与安详；另一方面与这种回忆散文或“美文”写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贯穿于《华盖集续编》《而已集》和《野草》的“杂文”的主线。它们都是郁结、激烈、痛苦、抗争和批判性的“杂文” ，是1925年的纷争与战斗的延续和深化。由《华盖集》开启的近战、壕堑战状态，并没有因为昔日韶光重现或漂泊路途的展开有所改变，而是在鲁迅新的文章自觉和风格强度中沉淀为一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