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张旭东论《朝花夕拾》︱漂泊之路上的回忆闪烁 |朝花夕拾|鲁迅|张旭东|杂文

编者按
保马今天推送张旭东老师的《漂泊之路上的回忆闪烁——与杂文风格发展的》一文。
在本文中，作者指出，鲁迅在1926年的杂文和回忆散文创作，可被看作是在“杂文的自觉”后，鲁迅杂文风格与文体发展的最初面貌和轨迹。这个转折不仅是杂文形式的自觉，也是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 。同时，鲁迅中期或“过渡期”写作所呈现的一系列文体混合和风格融合的形式特征开始出现。《朝花夕拾》参与了鲁迅“自觉的杂文”的精神内面和风格外观的塑形，与《华盖集续编》系列文章构成一条并行或交叉的复线；最终与鲁迅“路上杂文”或通信体写作一起，在过去和未来或故乡和远方这两个方向上，以新的文体自觉和风格强度，形成一个内心与外界、“美文”与“杂感”冲突/平衡的诗学赋格。从杂文风格内在多样性和整体性出发反观这个诗的内景和写作的内面，可以看到它不是对鲁迅文学的存在斗争和审美政治性的逃避，而是作为其中一个持久的、结构性的环节，成为杂文文学本体论实质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2年第4期，感谢张旭东老师授权！
漂泊之路上的回忆闪烁——
《朝花夕拾》与杂文风格发展的缠绕
作者：张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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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写于1925年最后一天的《华盖集·题记》视为鲁迅“杂文的自觉”的外在标记，那么作者在1926年的创作，可被看作是在这个“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后，鲁迅杂文风格与文体发展的最初面貌和轨迹。这个“自觉”的实质，是对文学与其历史环境的特殊紧张关系在风格空间内部的安排，同时也是对这种蓄意的或无奈的写作手法及其风格外观所做的道德辩护与审美证明。因此，这个转折不仅是杂文形式的自觉，也是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 。相对于应运而生的第一声“呐喊” ，即1918—1921年间鲁迅小说的“自在”的存在方式（在“诞生”瞬间就被经典化、历史化是其外部特征），鲁迅的杂文必须寻找和建立一种新的、“自为”的存在方式，不得不在持续不断的争议、质疑、否定甚至自我怀疑中为自己做出反思、说明和解释。它不再是也不能再是个人和时代意义上的自发性写作；它无法继续依托明确的集体性政治和文化诉求，不再是其正面、积极能量和表达欲望的内在化、个性化形态。相反，它必须在同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想环境的对峙中，通过写作内部的否定的辩证法，将种种负面因素（停滞与混乱、荒凉与虚无、敌意与危险）转换为新文学源头性的、持久的审美价值和道德确定性。它是审美范畴内的彻悟和决断，更是个人存在的命运和存在的政治意义上的接受、承认和自我肯定。在终极意义上，它宣告作者对自身具体历史存在和文学可能性（及局限性）的评估和判断，也是在1918年“白话革命”以来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基础上所做的一次彻底的反思和决定性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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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华盖集》，北新书局1926年版
随同这个“第二次诞生”一起出现的，是鲁迅中期或“过渡期”（1924—1927）写作所呈现的一系列文体混合和风格融合的形式特征。这种形式试验和风格扩张为经验整理和观念-情感表达打开了新空间，容纳和吸收了新内容。 1925年的创作，特别是女师大风潮以来空前激烈的文字攻守与格斗，在写作法意义上都在《华盖集·题记》中得到一种近于理论性的总结［如“质直”却又“弯弯曲曲”；“执滞于小事情”；“挤”和“碰（壁）”；写“无聊的东西” ，收获“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不去“遮盖”而是去“爱”自己“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等核心意象1］，初步勾勒了杂文文学本体论的内部构造和能量-动力学原理，特别是其文体-诗学形态同政治本体论（如“敌友之辨”）间的共生关系。而写于1926年的《华盖集续编》则在这断裂和突变后，在文学意识和写作手法的新强度的基础上，延续并发展了杂文风格的转折、突破、多样化和复杂化，可视为“杂文的自觉”主题疾风暴雨般“呈示”之后的一个慢板乐章。在这里，杂文从应对外部挑战和内部危机的“政治自觉” ，逐步走向处理文体形式风格的包容、吸收、转化和赋形能力的自觉文学实验，从而通过文体混合与风格多样性而进入一个新的、更高、更广阔同时也更为个人化的文学空间。尽管年初《晨报副刊》所谓“攻周专号”引发同《现代评论》派文人、学者的新一轮笔战；尽管有“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就“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2所写的几篇激烈而深沉的文章，但《华盖集续编》总的风格变化趋势，仍是“杂文的自觉”之后的诗学扩张和多样化，甚至《无花的蔷薇之二》和《记念刘和珍君》这样直接针对现实的控诉和悼亡文字，也可说是在诗学的极点上标出了杂文形式可能性的新的“最高水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