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 二 ) _大名鼎鼎的庶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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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果笔路颇通，其学可进，亦在备选之数。”而庶吉士由“内阁同史礼二部考选以为常，遂为永制。”对于庶吉士的考核，翰林院“设会簿，稽勤惰，唯以严声厉色督责之。”每月要交“诗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俱揭帖，开列名氏”发翰林院“立案”，以作日后“散馆”时授职的依据。借用现代教育的观点，除了关注结果以外，也非常注重过程和习惯培养。
严密的管理和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使得“预列者无循私之弊，不预者息造言之谤” 。庶吉士在学期间有机会接受翰苑的学术薰陶，又可通过观政获得实际从政经验，经过特殊培训，有利于年轻进士脱颖而出，成长为朝廷重臣。庶吉士的挑选和散馆考试极其严格，例如，顺治十二年的庶吉士殷观光等三人被革退；康熙四十二年仅十四人授职编检，其余二十人罚令再学三年，另有三人因文字俱劣而遭革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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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庶吉士散馆考试落选改任其他官职者，一般不得复入翰林院任职。而且，编修、检讨等翰林官和知县，虽然都是七品，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有极大的区别。七品知县晋见督抚要上手本、称卑职，行庭参礼，而同是七品的编修、检讨，简放为主考、学政，与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来往时则可平起平坐。由此可见翰林的地位之尊崇。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共任用汉人大学士二十五名，大都是翰林出身。所以庶吉士一旦被留馆为翰林，就有当宰辅的希望。即使是一般的翰林，也因为可以入值内廷，接近帝王而掌握文柄，从而获取巨大的声名。
明代由庶吉士入选翰林，最终升迁至六部侍郎、尚书以至阁臣、首辅等朝廷重臣者很多。据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统计，明代164位阁臣之中，庶吉士出身的128人，达到78.04%，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这一点与清代不同，尽管在清朝，庶吉士的社会名望很高贵，但大部分人只能浮沉于中低级职官。清代的大学士是“满汉两途”，“满蒙汉军大学士不必尽由翰林出身” 。自雍正设立军机处以后，军机大臣更是远非一般翰林所能企及。钱实甫教授编著的《清代职官年表》统计，清代庶吉士总数6216人，只有2470名（占总数39.75%）成为高级官员，其余的60.25%的只能担任中低级官员。清代8451名高级官员中，庶吉士出身者只占总数的29.23% 。可见清代庶吉士的政治命运和仕途地位远不如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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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庶吉士仅次于一甲进士，是明代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更加难能可贵的是，82.48％的庶吉士出自非进士家族，即便是出自进士家族的庶吉士，一般也以一代进士家族为主，绝无超过三代者，具有很高的社会流动率。而且庶吉士主要经“考选”产生，成为固定的科举功名，地位低于一甲进士但高于一般进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将形式公平贯彻到最高水平。
考察明代庶吉士的地域分布，对于理解中国教育的发展变革，能够带给我们很多启示。明代庶吉士地域分布的主要特点是区域广泛，但不同地区之间相差悬殊，各省之间，尤其是东、西部省份之间拥有庶吉士的数量存在巨大差异。处于前5位的省份是浙江、江西、南直隶、北直隶和福建，共有880名，占总数的61.97％；其余10省共有庶吉士540名，仅占总数的38.03％。庶吉士的分布与当时各省的人口和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大致吻合。比如在人口方面，据《明会典》记载的明弘治四年各省人口数，浙江达到530万人，而贵州只有大约25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