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为什么怕魏征,唐太宗害怕魏征( 六 ) _据说唐太宗因为怕魏征连自己

太宗命九品以上文武百官均去奔丧，赐给手持羽葆的仪仗队和吹鼓手，陪葬在昭陵。魏征的妻子说“魏征平时生活检朴，如今用鸟羽装饰旌旗，用一品官的礼仪安葬，这并不是死者的愿望。”全都推辞不受，仅用布罩上车子载着棺材安葬。
太宗登上禁苑西楼，望着魏征灵车非常悲哀痛哭着说：“朕从他家中得到一份没来得及写完的文稿，其中讲道，‘天下事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宁，任用恶人国家就衰败。对于各级官吏，有喜爱的也有厌恶的，一般厌恶的就只看见其缺点，喜爱的只看见其优点，因此对人的喜爱厌恶，是应当特别谨慎的。如果喜欢一个人并了解他的缺点，厌恶一个人并了解他的优点，那么，就能公正待人，公平处事，国家就能够兴盛了。’朕看过后静心细想，我们在这方面恐怕免不了有过失。应该把这些话写在朝版上，遇到这种情况时，请务必向朕进谏。”
太宗还说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现在魏征过世，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
太宗知道，魏征死后再也没他这样的忠臣了，自己的耳根子也终于安静了。
李世民与魏征两人真实的关系
那么，这对令人赞叹传诵的“圣君良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是那种两肋插刀的彼此莫逆肝胆相照的关系吗?说出来将会令人大跌眼镜。
魏征一向犯颜直谏，撞了南墙也不回，从不退让，使得唐太宗有时对他也有敬畏之心。有时候，唐太宗听得不是滋味，沉下了脸，魏征还是照样说下去，叫唐太宗下不了台阶。但太宗还要忍下去。
魏征虽说勇于直谏，但也一直不忘了给李世民戴高帽子：“是陛下圣明叫臣直言，臣所以才敢直言。如果陛下不接受臣的直言，臣怎么敢敢犯龙鳞、触忌讳呢?”
贞观元年(627) ，魏征升任尚书左丞，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人调查此事。经调查子虚乌有，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给魏征敲了敲警钟。魏征确是不服，他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
唐太宗并不是真心喜欢和相信魏征。他对魏征的许多谏言，表面上虽然接受了并且也这样做了，但一些时候并非发自心底。这是李世民作为政治家的一种政治姿态，他只是为了自己的皇权利益而不得不任用魏征，又不得不忍受魏征诸多一针见血不讲情面的进谏。他以对魏征的宽容来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尽管他见解都是正确的，但是主子就是主子，臣子就是臣子，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挑战天子的威严，这是李世民积怨旷久而导致魏征死后受辱的深层原因。
太宗对魏征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几次忿忿地说出“早晚有一天要将魏征杀头”、“我恨不得杀了这个乡巴佬”等话来，多次有过置魏征于死地的想法和杀机。《资治通鉴》有这方面的记载。如果不是魏征死在了侯君集案之前，结局还真是无法预料。
这一点从对魏征任用的官职以及从贞观十年后就冷落魏征证明了这一点。最后不得不将魏征赶走编史去了，远离了朝堂，落得了耳根清净，眼不见不烦。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去主持编写《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才完稿。其中魏征撰写了《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同年六月，魏徵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