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该墓地四组鄂侯夫妇墓中唯一未遭盗掘的M16 , 是第三组中的鄂侯夫人墓 , 其随葬礼器的组合为鼎3、鬲4、簋4、圆壶2、盘1、匜1 , 其中的3件铜鼎不仅形制、纹饰略异 , 且大小亦不成列[3] 。 M16虽较M1略早 , 但前后相继 , 差别应该不会很大 , 从M16随葬3件铜鼎的史实来衡量 , M1随葬5件列鼎应是其上限 。
若此推测不谬 , 则简报所言原属于M1的1件B型鼎、1件C型鼎 , 未必确实出自该墓 , 或有可能是其同组鄂侯墓(M0)的随葬器物 。
据简报列举 , M1还出有銮铃3件、节约3件、络饰1件等车马器以及玉戈1件 , 这一现象似与该墓地前三组中鄂侯夫人墓一概不随葬兵器和车马器的习俗相违 , 如保存完好的M16 , 随葬铜器中有礼器、棺饰两类 , 既无车器亦无马器 , 玉器中也没有作为礼仪象征意义的玉戈之类的兵器 。 另两座更早的鄂侯夫人墓M5、M20虽然受到不同程度的盗扰 , 但仍出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器和玉器 , 其中均无车马器和兵器随葬 。 而3座鄂侯墓M6、M19、M7虽然被盗严重 , 青铜礼器或部分存留或被洗劫一空 , 但各自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青铜兵器与车马器 , 几无例外 。 这一现象 , 与北方地区较高等级夫人墓如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随葬铜车马器而不随葬兵器的习俗有所不同[4] , 而与春秋楚墓的情形比较接近 , 如与夏饷铺墓地同处南阳地域的淅川下寺墓地 , 凡男性墓葬如M2、M8、M10、M11等 , 随葬品中既有兵器 , 亦有车马器 , 而几座性别明确的女性墓 , 如M1、M3、M7等 , 既无兵器 , 亦无车马器[5] 。 湖北钟祥黄土坡东周墓地位于中区的M31、M35和位于南区的M3、M4等几座春秋铜器墓的情况也是如此[6] 。
资料可见 , 兵器和车马器的有无是判断楚系墓主人性别的重要标准之一 , 鄂侯墓地前三组的情况亦是这样 , 可能都是受到当时南方江汉地区某些习俗的影响所致 。 如果上述车马器和玉戈不当出自M1 , 那就只能属于其东侧同组的鄂侯墓M0 。
南阳市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尹俊敏先生2012年6月来函告知 , 在夏饷铺一带发现墓葬且部分遭到盗掘后 , 当地公安机关曾收缴到几件残损的青铜器 , 并移交给博物馆收藏 , 其中一件即上鄀太子平侯匜 , 该器尾部残破 , 但主体部分保存尚可 , 器内底有铭文3行14字 , 又重文2:“上鄀太子平/侯作盥匜 , 子子/孙孙永宝用 。 ”(图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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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匜为上鄀太子平侯(继位后称“上鄀公平侯”)的自作用器 , 时代属于春秋早期的晚段 , 即公元前700左右或稍晚 , 其年代和风格 , 大体与夏饷铺M1中的随葬器物相当 , 但M1残存器物中又有一件铜匜 , 虽仅存7块残片 , 然从所存留的一只长鼻龙纹扁足与颈部的窃曲纹观察 , 与鄀太子平侯匜应该不是同一器体 。
以一座墓葬一般只随葬一件铜匜的规律来看 , M1中既已有一件残破的铜匜存在 , 则上鄀太子平侯匜似不应出自M1 , 更可能是与其同组之鄂侯墓(M0)的随葬器物 。
南阳市博物馆还收藏有半合鄂侯簠 , 当是器身部分 , 直壁 , 折沿 , 斜腹壁内收 , 曲尺形足较高略向外张;两侧有一对半环形兽首耳 , 足的四面正中下方有长方形缺口;口沿直壁外侧饰简化窃曲纹 , 斜壁处饰蟠龙纹 , 器内底有铭文4行约17字 , 又重文2 , 行文草率 , 字词杂错:“唯七月初吉 , /鄂侯□叔/择?它(匜) , 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 ”(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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