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的几个问题( 四 ) |南阳市博物馆|夏饷铺|鄂侯墓

其次，从西周进入到春秋，重要标志之一是统治中心由原来的宗周丰镐迁移到东都洛邑，而统治族团、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等均未发生重大改变，基本上沿袭西周时期的体系而来，春秋初年的情况更当如此，因而第一组乃至第二组鄂侯夫妇墓中的随葬器物具有明显的西周晚期特征是理所当然的。
再次，据简报刊布， M5残存的青铜礼器有10件，其中实用器4件，即鬲2、簠2 ，分别有“鄂姜作羞鬲”或“鄂姜作旅簠”的铭文， “鄂姜”当是该墓墓主，或姜姓申、吕之女嫁适鄂侯为夫人者；另外6件即鼎2、簋2、盘1、盉1均为明器，制作粗糙，且器、盖浑铸为一体，仅有象征性意义。 M6残存的青铜礼器6件，除了1件簋盖为实用器外，另5件如鼎、簋、尊、方彝、觯各一皆为明器。比较而论，明器的形制可分两类，一类是仿当时的实用器而作，如M5的簋、盘， M6的鼎、簋等；另一类则是模仿时代较早的器形铸作，如M5的鼎、盉， M6的尊、方彝和觯等。
类似的现象在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亦明显可见，如晋侯墓地最后一组（第九组）的M93 ，共发现青铜容器24件，其中实用器16件，明器8件中除鼎、簋、盘外，尊、卣、爵、觯、方彝皆仿早期形制而作；M102发现青铜礼器17件，除实用器外，另有明器6件，其中爵、觯、方彝、盉等亦是仿早期形制铸作[13] 。 M93、M102组，发掘简报按照器物特征和墓地排列次序，论定为晋文侯夫妇墓，应该可信。据文献记载和历史年表，晋文侯继位于公元前780年，为西周晚期，死于公元前746年[14] ，则已进入春秋24年了，然其随葬的明器却较多地仿制早期甚至西周早中期的器形，说明这是当时的一种习俗或普遍现象。明乎此，对于夏饷铺墓地M5、M6中随葬若干具有西周风格的器物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三、夏饷铺鄂国墓地族属辨析
关于夏饷铺鄂国墓地的族属，发掘简报分析：“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的发现证明西周晚期鄂国并没有被彻底灭亡，而是被迁徙到南阳盆地。 ”[15]认为是鄂侯御方联合夷人反叛受到周厉王的征讨惩处后被北迁而来，与西周早中期的鄂国一脉相承，为姞姓族人。
在墓地发掘与资料整理的过程中，我们曾与主持该工作的负责人崔本信所长就若干疑点多次交换意见，如M19出有一对圆壶，其中M19∶7失盖，而M19∶10相对完好，在该壶盖的子口外側有铸铭4行7字：“鄂侯作孟姬媵壶”（图四）[16] 。按通常的理解，这对壶应是鄂侯为其女外嫁所做的陪器（M19∶7的盖上可能有相同的铭文，当失于盗墓者之手），以媵器铭文称字的惯例， “孟”为其女排行， “姬”乃鄂国族姓，若此则夏饷铺墓地之鄂国应是姬姓，属于周王室宗支。然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两件铜壶是鄂侯为异族女子出嫁所作媵器的可能性不应排除，因而在近些年的课堂教学与学术交流中，我们一直秉持这一看法[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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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关于古鄂国历史文化的探索，学界讨论较多的问题是西周鄂国的地望，即西鄂、东鄂的辨析[18] ，而对其族属则没有太大的异议。随着2007年湖北随州安居羊子山四号墓的发现以及2012～2014年南阳夏饷铺墓地的清理，对鄂国地望的定谳决疑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使持续两千年的学术争论涣然冰释。然由于出土材料的系统性不足，夏饷铺鄂国墓地的族属则又成了新的疑难节点。
杜勇先生认为：“周厉王伐灭鄂国之后，始别立新君，迁其遗民于南阳夏饷铺附近，清华简《系年》称其为少（小）鄂，后世又称‘西鄂’ 。 ”[19]以南阳夏饷铺之鄂乃随州安居鄂国被周厉王伐灭后，迁其遗民于此形成的，仍为姞姓族民。鲁慧先生亦有类似的看法：“目前公布的材料有限，鄂国的族姓问题还可进一步讨论，但其为姬姓的可能性较小。鄂侯壶是鄂侯为异姓女子所作媵器的可能性较大。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