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的几个问题( 三 ) |南阳市博物馆|夏饷铺|鄂侯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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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簠，当是“鄂侯□叔”的自作用器， “□叔”可能是鄂侯之字，既称“□叔” ，说明这位鄂侯并非由嫡长子继承而来。该簠口沿已有较高的直壁，较同墓地M5和M20随葬的铜簠（如M5∶3-4、M20∶9）明显要晚，而与M1∶26之簠的直壁风格相近，制作时代应属于春秋早期的晚段或末年。这位“鄂侯”很可能是M1墓主的夫君，这件铜簠或亦出自M1东侧同组的鄂侯墓——M0 。
二、四组鄂侯夫妇墓的上下时限
夏饷铺四组鄂侯夫妇墓自东向西、由早到晚，呈“一”字形整齐排列，先后次序、时代早晚清晰可见。至于这四组鄂侯夫妇是否父子相承的四代人，因资料阙如，难以遂定，但是四位前后继任的鄂侯及其夫人应该是没有疑虑的。
关于四组鄂侯夫妇墓的下葬时间，发掘简报依据器物特征和先后次序论定第一组下葬于“西周晚期晚段” ，第二组为“春秋早期早段” ，第三组“春秋早期中段” ，第四组“春秋早期后段” 。总体而言，这一分析和结论基本可信，可为今后春秋早期墓葬与器物的断代提供更加有利的标尺与参照。如果我们做进一步的观察，此构架还有适当微调的余地。
首先是第四组墓葬M1及其夫君墓（M0）的下限。简报按照春秋分三期、每期又细分为早、中、晚三段的模式，将M1论定为春秋早期后段、即公元前700~670年之间，值得信从。若细加比较， 5件鄂侯作夫人行鼎立耳略外撇，腹部变浅，坦底近平，三足较粗矮，足跟较为肥大，形制、风格与河南信阳平桥樊君夫妇墓随葬的铜鼎接近[9] 。
该墓发现的2件铜簠（M1∶26、29），虽残损严重，经修复后形体大致可辨，口部直壁有一定的高度，盖口沿一周有6个兽头状鋬卡，两侧有一对比较成熟的半环形兽头耳，曲尺状足正中的四个缺口呈扁桃形，口沿外侧为一周简化窃曲纹，斜腹壁部分饰由窃曲纹演化而来的粗疏蟠螭纹，并呈现出吐舌蟠螭纹的迹象，与信阳平桥M2（樊君墓）出土的铜簠（M2∶5）有一定的相似之处[10] 。
此外， M1所见铜鬲的宽折沿近平、三足变高，簋盖的捉手变得比较肥大等，均属于相对偏晚的特征。
信阳平桥春秋墓，发掘者说是“春秋早期至中期” ，跨度稍大，我们曾加以讨论，认为属于“春秋早期偏晚，不迟于春秋早中之际”[11] ，相比而言， M1（樊夫人墓）略早，属于春秋早期晚段或末年，约公元前680年左右；M2（樊君墓）稍晚，当春秋早期末年或早中之际，即公元前670年前后。
夏饷铺M1部分器物的形制与纹饰既与信阳平桥春秋墓的相关器物类似，时代亦当相近，属于春秋早期的晚段或末年，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680年左右或稍早。
上述鄀太子平侯匜的流部变长，流与器身形成一定的弯曲度；鄂侯□叔簠的口部直壁较高等亦属于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与M1的时代相印证。
古人虽有30年为一世的习俗，然代系之间的平均间隔一般以20～25年为适中，如果四组鄂侯夫妇墓为祖孙相继的四代人， M1及其夫君墓的下葬时间约在公元前680左右或稍早，取上限25年作平均数计算，则前三组墓葬的下葬时间大致在公元前710、735与760年前后，即南阳夏饷铺墓地四组鄂侯夫妇墓均下葬于春秋早期，不会早于两周之际。
至于发掘简报分析说M5、M6的部分器物具有明显的西周晚期特征[12] ，是完全正确且可以理解的。
首先，我们推测该墓地第一组的M5、M6下葬于春秋初年的公元前760年左右，但墓主人生前绝大多数时间应生活于西周晚期，风俗习惯、各类器用较多的呈现西周晚期风格或式样是再正常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