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填词一度被视为“不务正业”( 三 ) |苏轼|晏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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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15岁时考中进士，有神童美名，他受仁宗器重，一生身居要职，在11世纪上半叶权倾朝野。晏殊的家宴有盛名，宴会现场集合了宋朝政坛最有权力的男人们，大多是位高权重的士大夫，即使偶尔有年轻男子受邀，但这群人的年龄在30至60岁之间，不会有少年郎。他们在酒宴中交换职场八卦，讨论政见，满脑子想着谁升官了，谁惹皇帝不满了。他们在酩酊时，听到晏府家班的小歌女们唱起缠绵的词，这让他们有一瞬间远离仕宦烦忧，被勾起心底的柔情，想起自己为了远大前程亲手埋葬的少年情、少年事，很可能因此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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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在宴席中写过一首《浣溪沙》，挽留一位想要提前离席的高官：“只有醉吟宽别恨，不须朝暮促归程。雨条烟叶系人情。 ”宽别恨，系人情，寥寥几个字创造了一种象征性的“失恋” ，酒精和少女的歌声让那位政务缠身的官员想起在私人生活贪恋、然而不被公共价值认可的东西。在花园饮宴的特定情境里，词张开了一个疏离于男性公共世界的结界，它是感性的，是专注于自我的，它把政治和道德大一统的理想短暂地排斥在外。
【|在宋朝，填词一度被视为“不务正业”】国家，功名，家庭，都淡去了，身居高位的男人们片刻之间沉溺于惆怅的柔情，早已消逝的爱情和不在场的情人以温柔的力量瓦解了他们的雄心——这显然和社会约定俗成的等级观念与价值体系相悖。而晏殊特别的才能在于，他的小令控制了逃避主义的尺度。另一首《浣溪沙》有这样的下半阙：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空念远”三字微言大义，他袒露了逃避责任的渴望，忧思前途，但逃逸的方向不是向过去寻求虚无的慰藉，而是接受此时此刻的诱惑，怜取眼前人，活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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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几道是晏殊的第七或第八个儿子，宋代的历史文献中几乎没有留下关于他生平的记录，对他的生卒年份的考据，来自晏氏家谱——他生于1038年，卒于1110年，是苏轼的同辈人。有一则不能被证实也难以被证伪的传闻，苏轼想通过黄庭坚的引荐结识晏几道，但是被晏几道拒绝了，他们终生不曾会面。
这两人的确是北宋文化里耐人寻味的一组对照。苏轼拥有激烈的性情，且随时会在作品中展示，晏几道则用尽办法在写作中遮掩锋芒。苏轼革新了词的写作，晏几道仿佛留在父辈迷恋的小令传统里，用固执的保守主义呵护旧日风格，但他在自己的时代里写出了新的东西，用新的修辞给小令的陈旧的文体注入了新的可能。最后，晏几道对小令的改造，和苏轼的“以诗入词” ，殊途同归地终结了小令的致幻和表演属性。黄庭坚是晏几道的好友，他敏锐地意识到：“士大夫传之，以为有临淄之风耳，罕能味其言也。 ”世人恭维晏几道子承父风，其实很少有人读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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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写《红窗听》，开始于“记得香闺临别语。彼此有、万重心诉。 ”晏几道的《玉楼春》结束于“忆曾挑尽五更灯，不记临分多少话。 ”父子俩在回忆的主题迷宫里分道而行，晏殊一次次在酒酣时写下， “我记得。 ”而晏几道总是踟蹰的，他说：“我忘不了分别的场面，却想不起许多的细节。 ”他赋予“往事旧欢”这个词作的永恒母题以新的写法——当下的欢愉触动记忆的开关，时间变形，虚实之间，真相已经模糊，逝去的时光在言语中被再现，被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