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填词一度被视为“不务正业” |苏轼|晏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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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在《词论》里提出“词别是一家” ，主张捍卫词的文体特色，不赞同苏轼改革词风、以诗为词的作法。宇文所安的专著《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可以看作对“词别是一家”的延申思考。他强调“苏轼确立宋词写作分水岭”这个学术共识，又把关注点扩展到写作手法之外，即，苏轼作为北宋文化界的万王之王，他所追求的“词的诗性方向” ，不仅改造了词的文体，也改变了词的社会功能，宋词因为苏轼，彻底从一种表演实践转向文学体裁。在苏轼之前，从11世纪到12世纪初的百余年间，词的首要功能并非个人言志，而是用于欢场消遣和官场社交，仅有文本是不够的，作者、歌女和观众共同组成的被暧昧和激情包围的小世界，组成完整的词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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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所安揭示了填词仍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边缘活动时，它的隐秘的创作机制——男性词人代入女性的视角，以感性的表达逃逸到不被公共价值认可的禁区。这是中国文化里一种奇特的现象。早期的婉约词即便不被视为引人堕落的违禁品，至少是边缘的文化产品。宋代在政治、道德等各种层面严格寻求清晰的统一性，不一致的个体的感受和声音不被允许出现在约定俗成的价值体系里。高官士大夫的本职是守护公共价值，于是，填词成为他们私生活里的秘密，许多位高权重的男性反复书写失落的爱情和瞬息间的悲欢，那些被一体化的系统排挤出的剩余物，既是被藐视的话语，也暴露了严苛的道德理想怎样辜负了人性的需求：自上而下认可的价值体系和世俗实际经验中运作的价值体系之间，存在着不能愈合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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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柳永，最广为人知的一则掌故是说他言行轻浮，为仁宗厌弃，逐他“且去填词” ，他从此纵情欢场，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这则传闻出现在柳永去世50年后，被证明是编造的。它的出现和流传，佐证了“填词”不被视为士族的正途，浅斟低唱的词不符合宋代的时代精神，被放逐在道德理想之外。
柳永的浪子形象，也是以讹传讹。柳永在史料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学者们无法考据他的确切生卒年份，只知道他在11世纪的30年代考中进士，有过一段宦游经历。他写过许多羁旅行役的词，也提到对踏入仕途的悔恨，比如名篇《雨霖铃》，长亭骤雨，兰舟催发，烟波暮霭这些具体的细节催化了伤离别的痛。柳永创造过太多“相看泪眼”或“免恁牵系”的情境，但并没有充满说服力的考据证明这是作者的自传声音，甚至，作者柳永和词里的叙述者，不是必然合一的。自12世纪以后，读者所知的柳永，来自他写的慢词和长调，把作者生平和词作的内容勾连起来。这很可能是严重的误读。在柳永的时代，讲述作者的经历和想法，是古典诗歌的功能，属于文学的领地。至于词，则是舞台表演的半成品，词的文本是供歌女演唱，不是以书籍的形式传播和供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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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分为慢词和小令两个大类。大部分小令创作或表演于高官们的社交宴会，经常是在户外助兴。慢词不一样，这是封闭空间里长时间的完整演出，是勾栏瓦舍的欢场里特有的。所以，为慢词埋单的客人们，欣赏着表演，观众的欲望对象是歌女以及歌女在演唱中制造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