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不同语境下交付的具体内涵也不一样，虽然其通常指向所有权移转，不过从物理外观看，各类法律关系项下的交付均体现为占有之移转，通过占有移转本身无法知悉交付的具体内涵 。比如甲将一部手机交付给乙，无论是买卖合同项下移转所有权的交付，或为乙设立质权，履行借用、保管、租赁合同项下的交付义务，在外观上均表现为手机的占有自甲转移至乙 。故交付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需取决于当事人之间就交付达成的具体合意 。在占有移转的当事人之间，能否构成物权法意义上的交付以及交付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无法脱离基础法律关系及交付的具体意思来讨论 。
反观占有，作为人对物管领、控制的事实，则更加中性、客观 。动产以占有为其表征，即使该表征与实际权利状态不符，亦可使相对人产生信赖，法律对此种信赖提供了特殊的保护制度（如善意取得制度） 。如甲将一部手机交付给乙保管，尽管甲、乙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物权变动的合意，但乙占有手机的事实本身，即可能产生物权法上的公示公信效力 。若乙声称手机系自己所有，转卖给善意的丙并完成交付，丙可通过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手机的所有权 。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核心理由在于，作为绝对权和具有排他效力的物权，不仅牵涉当事人，也潜在地对所有民事主体发生影响，因此对物权进行公示，并基于公示产生公信是十分必要的 。
从交付与占有的区别看，交付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更多指向的是权利的变动；而占有作为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指向的是权利的存在（参见纪海龙：“解构动产公示、公信原则”，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 。以此观之，占有才是构成动产物权公示的核心基础 。交付实质上是依靠其所包含的占有移转及占有取得来承担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功能 。交付的核心在于当事人之间就交付所达成的具体合意，并通过交付达到所欲之法律后果 。而占有作为物权公示方式，通常在关涉到外部第三人时才突显其作用 。在占有移转的当事人之间，并不具备公示公信的基础及必要 。动产物权能否发生变动、何时发生变动以及占有人就占有物享有何种权利，均应从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入手去作具体考察（保留所有权买卖以及租赁、保管等即是例证），而不是从占有本身去推导权利的存在 。
依此反思设例，戒指的所有权归属应侧重于从甲乙之间占有移转的基础法律关系入手去作分析 。甲在10月1日前一直合法占有该戒指，后基于某种法律关系，将戒指交付给乙，使乙占有戒指 。甲乙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案件争议焦点 。甲主张双方成立保管关系，且已证明10月1日前一直合法占有该戒指，尽到了初步的证明义务 。如乙主张其享有戒指所有权，需就取得戒指所有权的原因（如买卖、赠与等能够引起所有权变动的法律关系）进行举证 。因乙拒绝就取得占有的基础法律关系提供任何证据，可认定甲主张的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 。此处虽与前述结论一致，但侧重点不同 。

文章插图
维度3：占有的权利推定
维度3：占有的权利推定
虽依前述，在占有移转的当事人之间不宜从占有本身去推导权利的存在，但设例中在先占有人与当前占有人就动产的所有权归属产生争议，且任何一方均无法证明，使占有权利推定成为无法回避的分析路径，故从当前占有人的权利推定规则及在先占有人与当前占有人权利推定的优先适用关系入手，加以分析 。
占有的权利推定，按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943条的表述，即“占有人于占有物上行使之权利，推定其适法有此权利” 。我国物权法草案第260条亦曾经设计了占有的权利推定规则，即“不动产或者动产的占有，除有相反证据证明外，推定为有权占有” 。但物权法较终并未采纳草案中曾出现的占有权利推定条款，说明此项制度争议较大，尚未取得足够的共识 。占有的权利推定虽暂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学界普遍承认该理论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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