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战后德国文学与出版的……“拨乱返正”( 二 ) |德国出版零时年|作家|文学|克

但是在该书的写作方法上，作者并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条理清晰的叙事框架，除了开头和结尾部分带有较为宏观的论述视野之外，主要部分是由一系列不同主题的短文构成，其中论述的作者、作品、出版人与出版机构很多，而且在这些精短的介绍、论述中往往涉及对象的前世今生，如果不是对这些人物、作品有相当的了解，读起来会比较困难。但是读完之后，我觉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还是很有阅读优势的，因为对于思想文化“战线”的管控、“改造”、什么“黑名单”“好作品”等等概念对于我们不难理解，个体经验中的体验、感受并不太缺乏，进入战后德国这一思想文化语境的想象能力是有的。比如全书开头那段关于作者在旅行中携带的书籍被入境海关检查的论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某一天，作者从联邦德国前往民主德国旅行，在民主德国的入境边检站被检查携带入境的书籍。他当时带了一本德国当代作家小说选，海关检查员翻看了这本书，并查问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是否法西斯分子。幸运的是这本书最终没有被没收。（第3页）由此想到的是，某种相同的个体经验是跨文化阅读的有利语境。说起来似乎是巧合，近日我正忙于把堆放在学校工作室的个人图书资料清理出来，发愁的是那些成堆舍不得扔掉但又无处存放的旧书、成套的旧刊物；清理速度之慢是因为不断翻阅着，重温我们亲历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的图书、刊物出版中折射的思想文化景观，深深感慨于“时光一去永不回” ，对于克里斯蒂安·亚当在该书中所论述的文学与图书出版景观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理解。德国式的“零点时刻”也就是一种“拨乱返正” ，对于纳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固然是战后“思想改造”的重要议题，但是在手段、方式与价值观念之间仍然有着内在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在对战争罪责问题上的态度、立场的变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东西德的不同政治语境中的表述和性质也不尽相同。可以说，只要有兴趣阅读，克里斯蒂安·亚当这部著作对于我们来说并不会很难理解，思考德国战后文学与图书出版的“零年梦想”及其前世今生有着普遍性的文化记忆意义。
无论是从文学创作还是图书市场的角度来看，纳粹德国时期以及战后的一段时期既带来了深层断裂，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延续。这可以从作者、出版人的生平以及书籍与图书市场的状况中可以发现，正如作者所说的：“纵观1933年之后的岁月，我们可以发现，图书世界存在一定的惯性，比如一些遭到禁止或排斥的书籍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可以买到，它们成功地绕过了许多纳粹的禁止措施，这种惯性也适用于解释后来所谓的‘停顿’现象，具体来说就是解释1945年后的文学出版商和图书市场的惯性力，以及40年代早期出现的趋势如何在战后延续。 ”（第8页）其实， “惯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开始的纳粹统治还没有那么严酷，帝国的专制力量还来不及渗透到社会的毛细血管。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后也同样存在着“惯性” ，但是此时的“惯性”可能更多是指纳粹图书的继续流传。因此， “避坑落井：从禁止到改造”（13页）这个小标题很能说明战后德国文学与图书出版业的发展走向，而且包含了很复杂、很矛盾同时也是很重要的内涵。战后人们首先要面对的是纳粹统治时期的文化出版管理体制，该体制的基本理念就是凡不需要的东西就要被“剔除淘汰” ，文学要符合纳粹的统治理念， “在管控文学出版市场方面，纳粹最重要的工具，一个是制定可疑作者和作品的黑名单，一个是支持符合纳粹思想理念的‘好作品’” 。 “通过禁止和毁灭行为，他们实现了最大化的‘完美’” 。（13页）“黑名单”与“好作品”的确有高度的概括力，根据这两条主线，足可以能勾勒出一部纳粹文学史或图书出版史。这样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历史叙事同样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战后同盟国对德国出版业的管理体制在管理行为上实际上也是纳粹体制的延续，或许通俗来讲就是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作者以大量的史实告诉读者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确实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