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战后德国文学与出版的……“拨乱返正”( 三 ) |德国出版零时年|作家|文学|克

美国人认为德国人具有“可以通过大众传播教育的手段进行改造”的“集体性格” ，因此希望通过这个“治疗过程”来阻止德国人再次对其他民族发动战争。（13页）这是很实在的想法和目的，而且是有根据的。 1948年夏，一个来德国考察的美国出版商代表团得出的结论是，德国人历来重视阅读，书籍被认为是“德国科学和技术的矛头、德国文化的先锋、德国贸易的灯塔”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纳粹分子是狂热的阅读者，通过提供合适的文学书籍改造这些人是正确。（14页）于是，战后盟军针对图书出版首先要做的就是全面禁止一切出版活动，同时没收所有有问题的书籍，并用新的、服务于改造目的的书籍来补充需求。截至1946年11月，约有四十多位书商和出版人因未经军管政府允许擅自行动而遭到强制劳动甚至入狱监禁的惩处，在第191号法令规定的惩罚手段中甚至明确包括死刑。（14-15页）1945年9月，苏联占领军总司令朱可夫将军颁布了“消灭纳粹和军国主义文学” 的命令，要求没收所有战争小说以及“包含法西斯宣传、种族理论以及暴力侵占外国倾向的文学书籍” ，涉及所有的书店、图书馆以及个人。 1946年5月，四个战胜国的代表修订了之前的法规，并联名签署了管制委员会有关“没收含有纳粹和军国主义内容的文学书籍”的第四号命令。该命令明确指出纳粹思想以及包含纳粹思想的书籍的危险性，涉及的对象也包含书店、出版社、图书馆，但私人书摊未被列入检查范围。最全面的禁书清单由莱比锡的德意志图书馆制定的，苏占区的人民教育管理处颁布的则是涉及范围最广的清单，包含上千种书，并且经过了多次补充。（15页）美国人将《纳粹和军国主义书籍清单》作为审查标准并付诸实施，该清单包含约一千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希特勒、戈培尔、墨索里尼的出版物以及纳粹党官方文件等。有了这份清单，可以减少书店经营中的麻烦。这让我想起在台北牯岭街流传的旧书店的故事。从1960年起， “警总”每年都会编印一本蓝色小册《查禁图书目录》送给书商，有些旧书店主反而据此目录而奇货可居、待机高价出售。李志铭的《半世纪旧书回味：从牯岭街到光华商场》（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2005年4月）书后就附有一份详尽的《战后台湾禁书目录》。美国军管政府后来突然宣布取消“黑名单” ，认为书商和出版人应当担负起出版与基本政治路线以及政治形势相符合的书籍的责任。作者在这里指出：“这其实是一种虚假的民主，虽然出于教育改造的目的，一些书籍应当被禁止，但却必须掩盖禁令本身及其发布者，这可能也是害怕与纳粹的手段过于接近的原因吧。一些官员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对于战后初期美占区的纸张配额制度：‘军管政府希望看到一个思想自由的德国，但是因为纸张短缺而对纸张分配进行操控的做法与纳粹帝国文献处的做法极其相似，因此应当避免。 ’”（16页）这一评述很准确，颁布禁书黑名单和对图书出版的实际操控无论如何都会让人把解放德国的盟军与纳粹党人的文化专制联系起来， “虚假的民主”是因为在战后的特殊环境中面对文化战争的延续不得不采取的对策。身处德国文化语境中的作者可能没有想到的是，美军的“虚假民主”毕竟还是表现出对民主观念的一种态度和立场。如果抛弃这种虚假，表面上的解放与专制的紧张关系完全可以通过意识形态话语予以化解，比如重新召唤卡尔·施米特的区分敌我、例外状态等意识形态话术，就不会捆绑自己的手脚，可以理直气壮地把图书出版管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