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战后德国文学与出版的……“拨乱返正”( 五 ) |德国出版零时年|作家|文学|克

比起较为明确、清晰的出版管理制度、东西部之间的图书进出口业务、海关对邮寄、携带图书的检查制度等问题，作者以大部分篇幅对作家和作品的具体分析论述可能更具有生动的可读性。比如关于弗伦策尔夫妇和他们撰写的《德语文学编年史》，这是一部畅销的文学史著作，影响很大。但是实际上这对夫妇不仅都有为纳粹宣传工作积极效力的不光彩的历史，而且在撰写这部著作时仍然继续以纳粹的文学观念、评判标准来撰写。出版商则以“我们不是去纳粹化的机构”等理由为说辞而隐瞒所了解的作者经历，坚持出版该书，原因当然是市场效益。重要的问题是这部《德语文学编年史》“导致很多作家被雪藏，并有意识地模糊化了最近的文学历史背景。就这样，一些作家像贝托尔德·布莱希特、托马斯·曼或阿诺尔德·茨威格流亡国外——没有明确的原因。该书在编写过程中采用了最近的历史中这种雾蒙蒙的风景……遗忘就变得堂而皇之了” 。（315页）
【|李公明｜一周书记：战后德国文学与出版的……“拨乱返正”】问题最后就回到作者在开头提出的那个关键性的问题：怎样处理已经成为历史的战争和大屠杀？两德在对待德国人的罪行和责任问题上有何区别？他们是选择书写罪行与责任，还是对此保持沉默？这当然不仅仅是德国人的问题。作者最后指出：“很难想象，人们只能以委婉的方式来谈论所有熟悉的事情，包括德国人的战争罪行和大屠杀，明明这些认识是大家共有的遗产。在早期进行了短暂的研究之后，德国通俗文学的中心似乎就已经放在了将德国人刻画为受害者上。这种掩饰的影响之深远可以在广泛传播的非通俗文学中看出来。这种类型的文学来自20世纪20年代，在第三帝国进一步发展，同时具有高度的结合能力。例如，考古小说《众神、挖掘者和学者》的长期畅销，它可以示范性地体现出，即使是去往遥远的古代远足，也首先要回避新近那段历史。这个标题和其他无数标题之所以能够吸引公众，恰恰是因为它们为公众提供了这种回避的可能性。 ”（364页）由此我们不难明白的是，回避、掩饰、淡化历史罪责曾经是德国文学在战后的“拨乱返正”中遇到的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