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跟随布鲁姆的脚步阅读《尤利西斯》( 四 )

Ⅳ.边缘爱尔兰人布鲁姆
布鲁姆的民族性也是形成其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布鲁姆是土生土长的都柏林人，但他的民族性并不稳固。他的父亲是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母亲是爱尔兰当地人。因为这种混血关系，布鲁姆常常被称为“犹太人”，而不是“爱尔兰人”。第十二章中，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市民”对布鲁姆猛烈抨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然而，布鲁姆的犹太身份也不典型，除了父亲的犹太血统之外，他与当地的犹太社团没有任何联系。换言之，他被夹在爱尔兰人和犹太人这两个身份之间，是个夹缝状态的边缘人。布鲁姆的漫游，在这个层面上，是一个边缘人寻找他的身份和社会定位的过程。
乔伊斯最早于1906年谈到创作《尤利西斯》的想法，一开始他想设计为一个短篇小说，后来逐渐扩充。该书先于1918年至1920年间在美国期刊《小评论》上连载，随后于1922年在巴黎出版全书。此时的爱尔兰正经历着快速的变化，尤其是在政治方面。1916年复活节起义爆发，宣布爱尔兰共和国从英国独立，虽然起义只持续数天，但之后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进程势不可挡，并最终发展为1919—1921年的爱尔兰独立战争。布鲁姆对自己爱尔兰身份的追寻与爱尔兰人独立前夕对于民族身份的集体彷徨紧密相连，也折射出乔伊斯在欧洲大陆自我流放期间对自我身份的思考。布鲁姆成为民族时代精神的一个代表人物。
在波德莱尔的笔下，漫游者是衣食无忧的有闲文人，然而布鲁姆却没有那种波德莱尔式的闲适与自主。他身陷20世纪初爱尔兰的社会文化矛盾之中，受到政治、宗教、文化等多重势力的压迫与监视，看不清自己的真实面貌与处境，陷入一种乔伊斯所称的肉体与精神的麻痹状态。布鲁姆是一个在各种意义上都被边缘化的爱尔兰人：他不是激进民族主义分子，也不是正牌的天主教徒，不会说爱尔兰语，不酗酒，甚至也不是男子气十足的大丈夫，然而他与爱尔兰的联系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乔伊斯用这个完全不符合爱尔兰人自我想象的爱尔兰人充当民族精神的审视者，他用冷静超然的观察之眼隔着一定距离审视都柏林的城市与文化，在殖民者的地图之上又覆写上了一幅爱尔兰人自己的家园地图。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被深层异化的布鲁姆无所事事地游逛在都柏林，用一种疏远的、整体来说非殖民化的视角来打量都柏林这个殖民地城市。在布鲁姆的漫游中，都柏林象征帝国权力的地标性建筑不断出现在他的视野中，同时又被各种自由联想和并置的图景不动声色地瓦解权威。例如，小说第七章开篇便是在象征英帝国武力征服的纳尔逊纪念柱附近，然而该小节的题目却叫“在希勃尼亚首都中心”。希勃尼亚即爱尔兰的拉丁文古称，小标题对这个前殖民时代的旧称的强调，与纳尔逊纪念柱的在场形成强烈反差，既嘲讽了这一“希勃尼亚首都”的有名无实，又瓦解了纳尔逊纪念柱的稳固在场。权力/无权、殖民/被殖民、征服/独立的对立，通过双面并置的文本再现展示出来，既点明了殖民权力的压迫性在场，也提示了瓦解和颠覆的可能。而这种充满张力和变化的城市图景，才是乔伊斯希望通过其绘图之笔保留下来的真实都柏林。
布鲁姆用水的意象——“新鲜冰凉、永恒不变而又不断变化的水”来表达他对于身份的诉求。水既与流动的生命相合，也形象地喻示了他眼中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都柏林风景和生活空间，在他看来具有“普遍性”“民主的平等性”和“自身求平的本质”等特点。布鲁姆超越了他作为匈牙利人、犹太人或者爱尔兰人的任一狭隘身份的诉求，既不是其中任何一种，又兼容并蓄。乔伊斯以此回应以“公民”为代表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对纯种爱尔兰人的诉求，认可了民族性本身就存在的内在杂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