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韩、魏、赵、秦等均建立“上计”制度，即地方官年底提交户口、税收等预算。商鞅时，秦国户籍制度最严密，不仅用来收税、征兵、派徭役，还用来“诛族”“连坐”。
商鞅认为：“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他出台《垦草令》，禁父子或成年弟兄同居一室，否则税收加倍，开小农生产“碎片化”先河。
农耕生产相对粗放，大庄园难落实个体责任，小农则后果自负，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小农抗风险能力差、缺乏资本，较少技术革新。在中亚精耕农业冲击下，尚能维持局面，一旦失去外部刺激，农业即陷入停滞，随着人口增加，易出现大饥荒。
此外，各诸侯人口政策太过功利性，致民间“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
汉代迎来第一个人口高峰
汉代是中国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期，峰值近6000万。此后1400余年，人口峰值与此相当，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仅7000万。
汉初连年战争，“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汉高祖刘邦下令：“民产子，复勿视二岁。”即免役两年。到东汉时，官方赐“胎养谷”三斛，免役期增至三年（加上了孩子的孕期）。
据学者袁延胜钩沉，汉代为促进人口增长，主要采取四种方法。
首先，早婚。女子15岁结婚，生育率比20岁高16%，比25岁高38%，比30岁高58%。
其次，严禁杀婴。比如酷吏王吉在沛任官时，下令“若有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
其三，地方官干预。比如名臣任延当太守时，要求“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如无聘礼，官方资助，致“相娶者两千余人”，受益者念其恩德，生子多名“任”。
其四，税收杠杆。汉惠帝曾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当时人头税是120钱，“五算”即720钱，相当于成人一年口粮。
汉代编户齐民，民的义务共7项，即田租、刍、算赋、口赋、献费、贡、力役，5项来自人，两项来自土地。西汉初人口1400万，仅200年，汉平帝时便达5900万。
古罗马也鼓励生育，但文官系统欠发达，地方税收全靠包税人，农民饱受盘剥，形成了以农耕为耻的观念。大量农民进城或参军，生育率不断下降。真正罗马人越来越少，罗马后期只能从“蛮族”中招兵，引发军阀混战。
为防假结婚 宋代另立法
汉朝灭亡后，中原多年混战，人口锐减。特别是隋末战争，全国户口减少4/5。直到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才恢复到隋朝的水平，约8000万人（有争议）。
这是否意味着唐太宗时期并非盛世呢？据学者王丽娜统计，贞观时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32.7‰，而“开天时期”年增长率最高仅17.8‰，少时才1‰。
唐太宗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可结婚，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仍未婚，官方强制婚配。此外，命令鳏夫寡妇再婚。李世民有21个女儿，6人再婚。
唐太宗将人口增长列为考核官员的标准：“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少，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
唐朝还大量招“俫民”，即境外移民。唐朝不歧视胡人，唐开国皇帝李渊有19个女儿，一半嫁给胡人。唐太宗下令：胡汉可通婚，唐朝女性只能住在中原，不得外流。
宋朝延续了唐朝“男年十五，女年十三”的法定婚龄（南宋时各增一岁），为防假结婚，另立法：“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
为支持穷人生育，宋高宗下令：“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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