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谱|荆州先秦古乐谱破译初探( 四 ) |先秦|礼乐

再过400年，曾侯乙墓东室，有多件琴、瑟、笙、鼓聚傍主棺，这是“寝宫”内演奏“琴瑟之音”的“轻音乐团” 。中室，一套编钟沿南壁和西壁立架巍然耸立；一套编磬沿北壁安放， 32件石磬呈现三个八度的音程；一架建鼓沿东壁高竖青铜座上。此外，还有瑟7件、笙4件、箫2件、篪2件、小鼓2件，均列在钟、磬、建鼓构成的长方形空间内。这是当年亚洲最大规制的“钟鼓”乐队，体现着“金石之音”和“钟鼓之乐”的磅礴气势。
一个家族历600年不绝的音乐爱好；以王国实力支持的音乐组织与音乐实践；楚王所送镈钟证明曾侯国与地区大国坚实的政治联系；还有编钟上3700字铭文印证的对律学以及周边国家乐理的透彻了解——把曾侯家族视作西周末期一个伟大的音乐家氏族恐怕毫不为过。
音乐家的诞生需要传承，这是古今中外文化史都证明了的。这不仅因为音乐专长需要敏锐的听觉天赋，还需要对抽象乐理的深切、精湛理解，对乐器的熟练掌握并基于此着意于乐器的制作，还有在实践基础上对音乐风格和曲目推陈出新——所有构成伟大音乐家的外部条件在延续600年的曾侯家族中都具备了。而且，在犺、絴伯、乙的墓室中，世人都看到了同时代最辉煌的奏鸣礼乐交响的乐队。
所谓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 ，郑玄引郑司农之注：“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已调之乐” 。这么说， “成事已调之乐”曰“成均” ，即“成均”的教育内容始于乐。华夏文明的根基在于礼乐教化， “成均之法”便是蕴涵在音乐中的国家的核心逻辑。董仲舒则说：“成均，五帝之学也”；“成均之法者，其遗礼可法”者。说“掌成均之法” ，即是有“遗礼可法效，乃可掌之，故知有遗礼也” 。
于是，国君曾侯的近臣甚至嫡亲成为“大司乐” ，执掌礼乐大法与治国理政思想教育，这不仅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也在墓中排场里见到了。
还有必要指出：一个完整的礼乐队伍是由两种人构成的，既需要指挥、作曲、一级演奏家，也需要众多的“小提琴手”和“打击乐手” ，也即乐工。
在一个礼法完备了几百年的家族中，这是不可或缺的。我注意到，曾侯之国家史称“随” 。专家们就“曾国”是否“随国” ，或“曾”“随”各有其国有不同意见。但可以肯定“随”“曾”二称必有密切联系。《姓氏考略》据《世本》注云：“随作笙”（注：随，女娲臣）。这里提供了一条线索，即随姓的先祖与吹笙的乐工有关，而且渊源甚古。
“随”的字义是“从”与“追” ， “笙”在甲骨文中是个单体字，仅指该乐器。但是战国文字中的“随”（见睡虎地秦简）未见于《说文》，其几乎是完整的吹笙之形（见图三）。
图三：战国文字
周代是文字膨胀大发展的时候，各国竞放。篆书的“笙”字是器形，而“随”不但有器有手，左右手和笙管变化都清晰可辨。彼时做字，像“衛”这类可名、可动的字词不少，所以， “随作笙”是执笙作乐的动态，转为姓氏，也就符合逻辑。因此曾侯家族有随姓乐工的历代传承，也就好理解了。
3．为什么偏偏是“曾侯”
湖北随州到荆州一带的曾侯随国是西周到战国这800年间华夏的音乐礼义之国，是秦统一之前中国音乐发展的高地。从文物呈现的延续性、丰富性，器物制作的精美程度，还有音律乐理发展的程度，都是全面领先的。
音乐人使用之“器”从来都是一种高级手工制作，非一般匠人所能为。高等级乐手涉足乐器制作，古今皆同。高级乐师同时是高级乐器制作匠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故事” 。观察先秦乐器，不仅在观察彼时音乐人对音乐的理解和他们对乐音表现力的不懈追求，还在评估他们在乐器制作时不可替代的作用。曾侯乙编钟的音律调制在当年只有凭耳朵，能够准确分辨乐律的耳朵就是当年最高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