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礼论|王正丨礼与法——荀子与法家的根本差异( 三 ) |王正|孔子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荀子对君主的认识。荀子认为， “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也。 ”(《荀子·王制》)应当说，荀子是始终坚持儒家“民为邦本”的政治传统的。他引用了舟水之喻，指出作为“舟”的统治者，一定要善待“水” ，即满足百姓的各类需求：首先，是基本的生存需求。所以国家应赈济贫困、帮扶弱者、减免苛捐杂税，使老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其次，老百姓还想要能有所发展、有所成就，使自己能由社会的底层逐渐上升到中层甚至上层去，这是一种想过上良好生活的愿望。一个好的国家，应当具有一个通畅的流动系统，能够让老百姓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阶层的改变、身份的变化，而不是让官位、财富只被一少部分人始终把持。那样的话，既阻塞了老百姓的期盼而会造成不满，也会对统治者自身构成潜在的危险。而要实现这点，统治者就要做到“隆礼敬士”“尚贤使能” 。如此，百姓便会心满意足，统治者这个“舟”也就可以在平稳的“水”上安宁的生存了。可见，荀子的君主观是一种基于儒家民本思想的君主观，这和法家的君主观是不同的。
既然如此，荀子又是怎样滑落到圣王合一的呢？荀子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 ”(《荀子·解蔽》)荀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是圣王，即道德上的至善者和政治上的最好者。在先秦儒者的心目中，圣王是一个普遍的理想。众所周知，在上古时期，是君师合一的，这是作为模板的圣王合一，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代表；而自从孔子开始，圣与王分道扬镳，上古的圣王合一只能成为一种追溯的理想政治的典范。这一点，被孔门后学和孟子、荀子所共同接受。但如前所述，荀子却向后滑落了一步，又走回了圣王合一，这集中体现在荀子的“兼”论。荀子对“兼”多有论述，如“兼物物”“兼制人”“兼术”“兼听”“兼率之”等。按照佐藤将之的分析， “兼”字的特色有“总揽”性、“帝王之术”和“天下之君王”三层意涵，所以它是“由治理天下的帝王所具有或实践之统治术” 。的确，圣王合一的统治者兼具道德和政治上的至善性与至高性。那么，他又是因为什么而具有了这种至善性与至高性呢？
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荀子对“王者尽制”的理解。荀子认为，王者所尽的“制”从根本上讲是“制名” 。他说：“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辩，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 ”(《荀子·正名》)王者通过制名，将名实的关系予以确定，这样道德就可以实践、治理就可以施行，而王者之志就会得到实现。然而名本来是约定俗成而没有绝对定准的，因此，在荀子以前的众多儒者看来，王者也只能对名采取“正名”的态度，即纠正名实关系。这里虽然也有较强的命名与赋义的含义，但一方面“正名”的名主要集中在人事范畴，尤其是“名分”上，而没有兼及物的世界；另一方面， “正名”还是偏弱的，而不像荀子的“制名”这样具有强制性。所以，正如曹峰指出的， “(荀子)清醒地看到‘名’的随意性、暧昧性，定义之多样性、不确定性给政治带来的危害。这点与孔子的‘正名’有一致之处，但孔子仅仅是提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而已，解决的方法却是‘于其言无所苛而已’ ，即依赖道德的自律。 ……荀子所说的‘正名’并不一定在逻辑上‘名’‘实’一致，它可以通过政治权力使‘名’和‘实’配合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制名以指实’ 。 ”而且，荀子的名显然比孔子的名范围要广得多，他的名将人的世界和物的世界都包含在其中。所以荀子实际上是通过“制名”来将整个世界尤其是政治制度进行一种改革：确定世界中每个个体的职责，确立个人道德的义务与原则，明确政治制度和礼法的准则。这样就可以让天下人都有位可立、有法可循、有制可依，从而达到治理。荀子这种对制度的重视，在儒家中是少见的，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但是，这样一种“制名”的观念，事实上给了王者过强的权力，也由此使得礼制产生了走向僵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