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享】浅谈王羲之书风成因 |书法|谢太傅

王羲之，字逸少，号澹斋，小字阿菟。山东临沂人。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卒于东晋穆帝升平五年（361）。作为东晋的世族官僚，王羲之怀有爱民忧国的情怀，并深具才干；他以绝俗的禀赋，成为东晋士子的表率；他的思想以玄学义理为根基，却蕴含儒家和佛学的精神……可以说，这些自身条件与他身处东晋的人文环境共同构成了其书法风格的成因。本文就王羲之书风的形成试作简要梳理。
一、爱民且甚具才干的政声
王羲之出身名门望族，身处“门阀专政”的特殊朝代。由于王氏家族在建立东晋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故而史家有“司马与王共天下”之说。王羲之本人自23岁任秘书郎至55岁辞官退隐，在他58年的人生中历经了两朝更迭，更有长达31年的政治生涯，曾历任护军将军、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等职。
王羲之的政治立场重在爱民。《晋书·王羲之传》记载：“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忧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曰：‘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 ’”王羲之在任会稽内史时，曾开仓赈贷，并曾在谢安的帮助下向朝廷要求减少赋税。他曾因推行禁酒节粮而遭到反对，在给谢安的《断酒帖》中阐述了在灾荒之年禁酒节粮是为了防止饿死百姓的道理。 “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此时既不能开仓庾赈之，因断酒以救民命，此有何不可？而刑犹至此，使人叹息，吾复何在？”这是他为官爱民较为典型的事例。
东晋王朝在江南建立不久，是否北伐收复中原便成为当时政治军事的中心议题。在《世说新语》中有这样的记述：“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王道、殷浩主张北伐，而王羲之在《遗殷浩书》和《与会稽王笺》两信中通过透彻的析理，以“审量彼我”的决策思想反对北伐，切中时弊，抨击朝政。王羲之和殷浩素为交好，故而信中文辞情真意切。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题词》中，这两信被称为“东晋君臣之良药” 。但司马昱和殷浩等不听劝阻，终究还是大败。明代洪迈在《容斋四笔》中对此亦深有感慨，说王羲之在这次北伐事件中“其识虑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见于用耳” 。如此卓越的政治才能， “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晋书》本赞……略无一词论其平生，则一艺之工，为累大矣” 。而王羲之的《与谢万书》向被史家作为研究东晋衰败的重要文献。王氏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一向为史家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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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
二、“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的品格
商承祚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中作了精辟的总结：“羲之的思想不仅儒、道混合，还或多或少受佛家支遁思想的影响。 ”王羲之信奉道教，但对老庄的思想并非全部接受，在《兰亭序》中就表现出并不认同庄子的生死观，他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也反映出他骨子里的儒教精神。
魏晋士人渐厌官场腐败，为了规避政治的险恶，遂产生消极避世的隐逸思想，导致“玄学”（冯友兰称之为“新道家”）思潮盛行，豁达率性，对情感和情爱的自由宣泄催化出晋人“放浪形骸”的生活作风和风流浪漫的精神情怀。王羲之作为东晋士人的代表，其美学思想首先体现在崇尚自然、追求虚静无为的审美理想中。其在辞官之后，常与东土人士“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 。在选择消极避世之后，他转向积极发现自然之美，赋自然以灵性，进而产生思想交流，并付诸笔墨。《世说新语》记述：“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就此，钱钟书先生曾言：“人于山水，如‘好美色’ ，山水于人，如‘惊知己’；此种境界，晋宋以前文字中所未有也。 ”而较能体现王羲之虚静无为思想的则是他在《与谢万书》中所描绘的其隐逸时的生活情态：“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 ”其间毫不掩饰的自得之情，充满闲适天真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