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曲|但丁逝世700周年：爱的语言，其实是他哲学的天然面纱( 二 ) 中国文学|第一辑|吴义勤|“一

如果说否定历史上有位贝亚德存在似乎过于轻率、缺乏理由的话，那么看不到贝亚德也是一个象征则是更大的误解。我们在《新生》中读到，有一次在教堂里他发现自己站在贝亚德面前，他的眼睛照例盯着她。但他希望能够在爱搬弄是非的众人面前掩饰自己深沉的激情，于是他选择了另一位女士，她正巧站在他和贝亚德之间的直线上。他假装凝视她，实际上眼光却越过她看着贝亚德。这位插进来的女士，温柔的女士，成了他真正爱情的掩护。但是他对她做得过于殷勤，以至于被人误解了。贝亚德自己也注意到了，认为他走得太远了，目的不纯，于是当他走过时拒绝和他打招呼，以示不快。这听起来像是真事。
但是，当我们在《宴会》中明确地看到，这位温柔的女士，但丁真正爱情的掩护，竟是哲学时，我们是何等惊奇。如果温柔的女士是哲学，那么非常温柔的女士贝亚德也一定是同一类的某种事物，只是更高贵些。她一定是神学，无疑贝亚德就是神学。她的名字就算不是精心挑选的，也是用来指明她就是施福者，她就是指引拯救之路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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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在地狱之门。（图片来自www.arttrav.com）
祖国之爱：可以是绝对的，也可以是理性的
但丁在正统神学的构架中放入了他自己的理论和想像，并把所有这一切融为一个精神整体和一种诗的热情。个人与传统成分的融合完美无缺。他把政治和爱情投入了熔炉，它们被炼去了杂质，升华成为一种哲学的宗教。在他心中，神学变成了爱国主义的守护者，并且，从一种奇异的字面意义上说，它也是爱的天使。
他的政治理论是崇高的，很大程度上是独创的。它仅受害于它极端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使它难于适用，并使它得到的研究少于它应得到的。在现代意义上，一个人的祖国是某种过去出现的东西，某种不断变化其界限和观念的东西，某种不可永存的东西。它是地理历史偶然事件的产物。我们各个国家之间的区别是非理性的，它们之中任何一个的特殊性都同样是对的或不对的。今天，一个公正而有理性的人都一定会在他想像允许的范围内，共有他的国家的对手和敌人的爱国主义——一种和他自己一样的无法回避、哀婉动人的爱国主义。国籍是一种非理性的偶然，就像性别或肤色一样。一个人对其祖国的忠诚是有条件的，至少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是这样。他的爱国主义必然从属于他对诸如正义与人道此类事物的理性的忠诚。
但丁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对他来说，对祖国的爱可以是绝对的，同时又可以是理性的、审慎的和道德的。他发现要求他忠诚的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符合天意的和普遍的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有两个头，像纹章上的鹰一样——教皇和皇帝。二者都有正当理由作为天下的统治者；二者都应该在罗马有其王位；二者都应为同一目标指导其政府，尽管手段不同、领域不同。教皇应该监视教会的信仰和纪律。他应在一切地点、一切时代证明下述事实，即人间生活仅是彼岸世界存在的预备期，也应是它的一种准备。另一方面，皇帝应在各地保卫和平与正义，把地方事务管理留给自由城市或诸侯。这两种权力是上帝通过特殊的奇迹或办法建立起来的。一种显然是天意的设计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高体现，并且贯穿一切历史。
背叛、抵制或毁灭这些神圣的权力，就是第一大罪。饱受苦难的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弊病，就是这种罪恶的后果。教皇获得了人世间的权力，这与他本来的纯粹精神的职务是不相容的。此外，他已变成了法国国王的工具，而法国国王正在（任何国王都不应该如此）与皇帝进行战争，反叛帝国最高当局。的确，实际上教皇被看作是为了阿维尼翁而抛弃了罗马———这一行为是邪恶的圣礼，内在耻辱的外在标志。而皇帝也忘了他是罗马人的国王和罗马帝国皇帝，老是在他家乡德国的森林和小诸侯处流连忘返，好像整个世界并非他名正言顺的祖国，不是他关心的所在似的。这里，但丁作为天主教徒和罗马人的那种较宽泛的理论上的爱国主义，变成了作为佛罗伦萨人的较狭隘的实际上的爱国主义。佛罗伦萨在教会和帝国的双层统治下，是否忠于它的责任、配得上它的殊荣呢？佛罗伦萨是罗马的殖民地。它是否保持了它罗马血统的纯洁，是否在其法律中保持了罗马式的简洁与朴素呢？唉，伊特鲁利亚的移民已经污染了它的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