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海德格尔的思想起点与走出幼年的现代( 十 ) 起点|批判|und|思想|科学|哲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幼年概念来解释es gibt：我们要放弃对这种本源之物的念想，如同放弃对幼年的念想。当然，我们不可能停止回忆，也只有在回忆中我们才能拥有真正的时间性；然而若是仅仅回忆，那么我们的未来只能是死亡。从本源的尺度上看，这种未来同样是鲜活的，但它也只能是鲜活的死亡，我们充其量只是死得好看点。若不想接受这一未来，那我们就必须成长，去做真正的打算，投身于沉沦的世界，着眼于细微的而非终极的东西，做一些和本源无关的事情。大地之上已无尺规，走出了幼年的人类获得了它的自由，他们需要建立自己的家园了。
这就是布鲁门伯格所说的现代的“自我主张”（Selbstbehauptung）。这个词在1933年也曾出现在海德格尔就任大学校长的讲话《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中。在讲话中，海德格尔谈到要依据希腊本质来主张自身，也即将自身置于希腊的历史性开端之下，在此海德格尔援引了普罗米修斯的箴言：“知识远不如必然性有力” 。在布鲁门伯格看来，海德格尔对普罗米修斯心向往之，因为他展现了对腐朽的旧事物的反抗，他想要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激荡德国人的内心。这篇讲话的恶名并未影响布鲁门伯格对这个术语的使用，事实上，他有意以此来与海德格尔相争执。在《神话研究》中，布鲁门伯格将普罗米修斯视作宙斯权威的挑战者，他限制了宙斯的专制神权，并且“将朝生暮死的卑微物种提升到宇宙天地境界，就算是宙斯也不能再次让他们消逝在地狱之中。 ”在这一意义上，普罗米修斯是现代精神的代表：从神权中走出并坚定地主张人类自身的能力与价值。
布鲁门伯格所说的现代的自我主张旨在反对这样一种观点：现代性是中世纪神学的世俗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洛维特与沃格林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布鲁门伯格意识到，这一叙事将抹消现代自身所具有的正当性，对此他提出了自我主张的概念。现代性的自我主张不仅意味着它与中世纪神学的断裂；与此同时，由于现代是新的时代，它本身的正当性就需要一种新的尺度，而这一尺度只有现代自己能够提供，所谓的自我主张因此就是现代对自身作为新事物的正当性证明。新事物之所以是正当的，当且仅当一种新的正当性尺度被新事物所提供。
我们并非站在现代之外，而是身处其中地论证其正当性，换言之，我们已经处在新的东西中。海德格尔依旧能为我们提供教益：我们必须坚定地持守自身的有限处境；对于现代而言，这需要走出本源的庇护，在无尺规的大地上进行冒险。我们已经离开了人类的幼年，我们的成长没有理由，就像es gibt ，就像玫瑰的开放没有理由；但我们却需要理由，来为大地上的冒险提供新的指南，而这需要我们自己去主张。由于我们总是在成长，这些指南总是临时的，在自我主张的过程中，我们依旧需要不断地进行海德格尔所说的解构与重演。
事实上，海德格尔之后的哲学所展现的正是这种背离本源的特征。作为海德格尔的弟子和伙伴，伽达默尔试图将诠释学提升至存在论地位，以效果历史取代了存在历史，以视域融合取代了存在领会。而早在三十年代，列维纳斯便已经感觉到“有”（il y a）那种令人窒息的匿名性，为此他呼求一种“逃离”：从存在逃向存在者。这一逃离最终在六十年代奔向了他人的伦理面容。无论是“语言学转向”还是“伦理学转向” ，它们都将我们的目光从过去转向了未来。他们并非取代了海德格尔，我们也没有必要选边站。海德格尔仍然是二十世纪无法绕开的哲学家，在他那里，我们看到了人类如何可能通向那种真正的终极之物，以及它又是如何变得隐没无闻。某种程度上，海德格尔的思想起点正是哲学史的终点，而我们的思想起点正是海德格尔的终点。只有终极之物隐没无闻，我们才能有真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