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年｜从天才到天才( 三 ) 文化|演讲|诞辰|泥土|鲁迅|民众

值得一提的是， 1940年代米塞斯由日内瓦辗转到美国后，于1945年以“访问教授”的身份重新开启了他的研讨会，一直持续到1969年5月。由此，米塞斯将维也纳的私人研讨会传统带到了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地下室，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带到了美国，而且开创了以其行动学为中心内容的新奥地利学派传统——其标志就是1949年其英文版《人的行动》（ Human Action）巨著的问世。事实证明，他的研讨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一开始，参加研讨班的不仅有纽约大学商学院的学生，还有来自校外的各色人等：新闻采访人员、商人、作家和其他大学的学生。研讨会成了纽约周边对古典自由主义学术研究感兴趣的知识分子聚集地，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国外来访者。在此，我们极为直观地感受到了美国强大的业余爱好者传统，他们实实在在地构成了天才（及其杰作）诞生的肥沃土壤。 1974年，米塞斯的弟子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奥地利经济学派自此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哈耶克的得奖也是对其老师米塞斯在这方面开创性研究贡献的肯定。
王汎森所谓的“一群人把一个人往上顶”的现象，我愿意将之称为天才的群体效应。王先生站在巨人鲁迅的肩膀上，将鲁迅提出的民众的宏阔概念进行了聚焦，重点锁定在围绕于一两位天才人物身边的一群人。正是这一群人，经由一场场不断深入的陈述、研讨乃至辩论，彻底激发了天才身上的天赋才能，形成了一个纵情激荡思想、挥洒天才的无形场域。对此，王汎森以“风”的比喻进行了精彩的阐述：“龚自珍《释风》篇中说， ‘风’是‘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 ，也可以用来说明一种学风的形成。 ‘风’的形成不只是老师对学生纵向的讲授，而是有‘纵’有‘横’ ，有‘传习’而得，也有来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那些不经意的一句话，对深陷局中、全力‘参话头’而充满‘疑情’的人而言，可能正是‘四两拨千斤’的一拨。 ”
人文学科的危机
我们如果足够诚实，就不得不直面一个苦涩的问题，它恰好构成了王汎森之问的反面：（这个时代）为什么天才没有成群地来？这一问题背后所隐藏的，正是席卷全球的人文学危机。这一危机，在东亚尤其是中国表现地极为显著，它不仅摧毁着天才成群而来的生长土壤，更使人文学的存在意义和内在价值受到了根本性的动摇——突出表现在“自然科学化”倾向和“指标化评价”两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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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学辩护》
在社会科学领域，自然科学范式、方法和评价体系对其的影响极为深刻，这其中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人文学领域，自然科学化却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更糟糕的是，这种倾向已经成为一种可怕的现实：只有有用的学科才有存在的意义。因此，倡导“无用之用”的人文学在这个处处强调实用主义的时代备受质疑。据说，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名著《为历史学辩护》，就是在儿子追问“学历史有什么用”的刺激下写成。在大学里，人文学者往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为人文学科的特殊性说明、辩解，这是很可虑的现象。自然科学兴起和独大后，人文学的这种春风化雨般的精神浸润与传递，亟待重提和唤醒。
当下人文学危机的另一表现，是指标化评价尺度的泛滥。项目和论文至上的评价导向让人文学术的特殊性荡然无存。就项目而言，对于多数理工科学科来说，项目至关重要。对于某些社会科学学科而言，项目也有其必要，没有项目，一些重要的田野考察、问卷调查和数据搜集便不易进行。人人心知肚明，只要有一支笔和一台电脑，人文学者就可以利用图书馆和网上资源进行研究和写作。事实上，古今中外人文大师们的成果都不是通过项目搞出来的， “一流的学术成果不是项目而是闲暇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