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陵墓|关于南朝陵墓神道石兽的名称问题( 三 ) |天禄|麒麟|南朝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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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河南邓县南朝画像砖墓中的“騏驎”
汉代作猛兽状的石兽的自铭，现知有“天禄”、“辟邪” ，有实物保存至今，文献记载的有宗资墓的例子（刻石或存）（林梅村先生《天禄辟邪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一文考天禄来自符拔（西域的叉角羚）、辟邪来自西域犀牛，这都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宗资墓石兽即是反证）、有州辅墓的例子（刻石不存）。依沈括所见宗资墓石兽，独角者为“天禄”、双角者为“辟邪”（现存南阳的一般断作是宗资墓的石兽，铭“天禄”者为独角，铭“辟邪”者为双角（李零）。三国时的孟康就是认为 “天禄”独角， “辟邪”双角（《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颜师古注“桃拔”引孟康说）。而根据汉镜镜铭，有以双角者为“天禄”、独角者为“辟邪”的（孙机）。铜镜花纹细小，表现一角或是两角很易致误，因而，这一铜镜中的材料，其可靠性是大不如前面的材料的）。那么作为汉代的后继者（杨晓春），南朝陵墓石兽应称为“天禄”、“辟邪”是没有问题的了。
也许东汉末年这么称呼是社会普遍的做法，但到了魏晋时期就不完全是这样的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几乎不见“天禄”的名称，多见“天鹿”的名称。但“天鹿”应与“天禄”同指一物（杨宽先生猜测天禄原作天鹿，但只是根据了一块出于汉代天禄阁遗址的鹿纹瓦当，详见《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
曹魏孟康谈到西域动物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时认为“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颜师古注“桃拔”引孟康说），他认为天鹿、辟邪都是鹿的形象。孟康是由外来的符拔推测天鹿、辟邪的形象，一个“或”字说明他本是不知其形象的。所以，不能根据现在学者推断符拔为叉角羚而反推孟康所知的天鹿、辟邪是鹿马一类的形象。孟康所知只是天鹿有单角、辟邪有双角，至于他将似鹿长尾的符拔认为可能是天鹿、辟邪，那和他受“鹿”字的误导有关。其实，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多数人是知道“天鹿”乃是狮虎类猛兽的形象的。如《太平御览》卷三四四引《石虎邺中记》（《永乐大典》引《邺中记》同）云：“邺中为石虎讳，呼白虎幡为天鹿幡。 ”可见十六国时所知的“天鹿”为类似于老虎的猛兽。北魏郦道元称东汉墓葬神道石兽为“狮子”、“天鹿”（《水经注》卷二十三《汳水》载东汉熹平间某君在襄乡坞设立浮屠，死后葬于附近，墓葬“隧前有狮子、天鹿”；卷二十八《沔水》谓东汉长水校尉蔡瑁墓前有石大鹿，杨宽先生考大为天之讹，可取），由现有遗存看， “天鹿”也应是猛兽的形象。但用了个“鹿”字，不免会让人误解。
而《隋书·五行志》又以“辟邪”称南朝帝陵前石兽：
梁大同十二年正月，送辟邪二于建陵。左双角者至陵所。右独角者，将引，于车上振跃者三，车两辕俱折。因换车。未至陵二里，又跃者三，每一振则车侧人莫不耸奋，去地三四尺，车轮陷入土三寸。木沴金也。刘向曰：“失众心，令不行，言不从，以乱金气也。石为阴，臣象也。臣将为变之应。 ”梁武暮年，不以政事为意，君臣唯讲佛经、谈玄而已。朝纲紊乱，令不行，言不从之咎也。其后果致侯景之乱。（这条材料还说明石兽安置，双角在左，独角在右，石兽是在他处刻成后运至墓葬的，都值得注意）
《隋书·五行志》还用“騏驎”称帝陵前石兽：
梁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騏驎动。木沴金也。动者，迁移之象。天戒若曰，园陵无主，石驎将为人所徙也。后竟国亡。（同一史事又见载于《建康实录》卷十七：“（大同）十二年正月，改年为中大同元年。曲阿县建陵隧口石壁邪起舞，有大虵斗隧中，其一被伤奔走。 ”不同于前一段史料，称石兽为“壁邪” ，即“辟邪” 。可见在唐代是用“麒驎”、“辟邪”这两种名称来称呼南朝帝陵石兽的。《建康实录》的这一记载最有可能出自《梁书》（卷三《武帝本纪》），却改“骐”为“壁邪” ，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