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文博学院#追溯中华玉文化的时空脉络( 二 )


缺乏文字上的证据、明显的图腾纹饰,这些看起来是劣势的特点,反而在地质学上是一个优势。“数据化的方式正好适合用来研究肉眼不可见的东西,光学仪器和几何形态学的研究来给玉石器做补充。”年纪最轻的柴珺主动担当起了“科普”任务,他接着说道:“古玉器的研究主要分为‘料、工、形、纹’4个方面,我们与三星堆博物馆的联合,就是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在三星堆古玉器的‘料’和‘形’两方面进行系统性检测、鉴定和量化。”
受限于研究早期缺少无损检测条件以及对古玉器“料、工、形、纹”中“料”的研究不足,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材质一直缺乏全面的检测和研究。因此,对三星堆出土玉石器进行科学性、系统性的科技检测就显得十分必要,这样的检测可以为三星堆玉石器的成分、年代等重要信息提供数据,方便对三星堆玉石器的溯源问题提供依据。
三星堆的玉料,是本地还是外来的?
三人成军,各有分工。拥有考古文博学科背景的鲁昊负责项目的总体方向把控,确定技术路线,也把与博物馆、当地村民等方面联系的工作揽在自己身上;付宛璐以地球化学和珠宝玉石的研究见长,负责设计实验方法;柴珺则是在地质学和几何形态学方面研究见长,负责高精尖仪器的操作执行和玉器测量后的数字分析。
今年3月份,团队建起来了,鲁昊即刻带领团队成员开始了下一步实地研究的计划。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如此大量精美的玉石器,这些玉石原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究竟在三星堆附近有没有重要的玉石料产区?这对未来三星堆玉石器的溯源问题很关键,也成为鲁昊团队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我们得先找到三星堆临近的地方是否有相似的材料,文献上记载是有,但是我们没有亲自看到,所以一切都要实地踏勘。”鲁昊说,他们必须要找到附近的矿点,去系统采集样品,有了这些玉石标本做比对研究,才能为三星堆遗址的玉石追根溯源问题提供更真实有用的数据。
2021年4月,项目正式启动,三人踏上了去往四川的路程。团队到达四川后去的第一站并非三星堆遗址,而是隔壁汶川市马登乡山上一个1967年就已经废弃的玉石采矿口。据文献记载,那里曾经出产过适合做玉器的软玉品种龙溪玉(闪石玉)。
据鲁昊描述,这个点位过去有研究人员来过,但是受到当时条件的局限性,没有准确的GPS定位。这里的山高而陡峭、人迹罕至、地形结构复杂,而且受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影响,余震和山体滑坡非常常见,仅靠团队在不熟悉山路的情况下莽撞上山绝不可行。他们意识到,找一个当地人做向导十分必要。而说起找向导的经历,付宛璐用了8个字来形容:“天作之合、机缘巧合。”
汶川是一个羌族聚集比较多的地区,他们要去的采矿点所在的山,就在阿尔羌寨。由于龙溪玉的相关资料相对比较少,临行前,付宛璐在查阅文献时看到一个县级博物馆里收藏有龙溪玉的标本,便托一位刚好在汶川工作的同事去博物馆打听情况。
【 考古文博学院#追溯中华玉文化的时空脉络】“那个博物馆规模非常小,平时也不开放,所以像标本从哪来、产出的矿点是什么规模这些问题,问到博物馆的管理人员时,他们也都说不清楚。”付宛璐说。
团队负责人鲁昊曾在雄安做过基层干部,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随即联系到了那座小博物馆所在地的村支部书记。书记听到是来做科学研究的,非常配合,向鲁昊推荐了村里一个有着几十年跑山采玉历史的羌族老乡。
正是这个人,成为后来他们上山采集样品的得力向导。鲁昊、付宛璐和柴珺都称他为“民间奇人”。付宛璐说:“他虽然是当地的普通村民,但因为自己爱好玉石,在附近到处跑了30多年,自学知识能力很强,对周围地形也非常了解,真的算是一个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