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双阳｜明镜高悬照向谁：读宋远升三论( 二 ) 执法|社会|国家|权力|中外历史

在国家权力之中，司法权是最能为公民“理冤”“撑腰”的权力，金刚怒目，镇恶伏魔，所谓“必要的恶”是也。 “警察权力的出现是国家对犯罪性质认识深化的结果” ，象征着人类不再依靠私人暴力来矫正冲突的后果。 “在更宽广的意义上，警察在治疗社会疾病方面比其他国家机构具有更强大的力量” 。检察官在历史上经历了从“皇帝代理人”到“共和国代理人”的演变， “既要保护被告免于法官之擅断，亦要保护其免于警察之恣意” 。法官则“端坐于控辩双方之上，以青蝇之眼和苍鹰之目俯瞰案件之全局” ， “被赋予了最高善意的权力，很少被怀疑或者制约” 。这数者加上作为“社会民主进步的标识”的律师，基本构建起了法治大厦的“四梁八柱” ，通过对各群体权力的合理配置，达成合力——制衡的真义，进而达成公平正义的理想目标。
与此同时，权力属于“极度凶险之物” ，这“四梁八柱”中任何一根柱石失衡，都可能导致整座大厦的倾塌。无论中西，法律职业群体都曾有过声名扫地的历史。警察是“最容易污染的力量” ， “与地下世界接触难免脏手” 。检察官、法官都有作为“检察法西斯”“恶法的帮凶”的“黑历史” ，律师则“最有歪曲法律而获得个人职业私益的可能” ，现实中的庸碌无能和徇私枉法更不鲜见。正是这些权力，使得法律人在“做好事时很可爱，做起坏事来很可怕” 。普通人来到司法大厦的门口，不啻权利的矮人直面国家权力的巨灵， “被告人实际上的权利小于其书面意义上的权利” ，不免战战兢兢，自觉渺小， “即使一切设计都是合理的甚至是天衣无缝的，由于武器装备的不对等使得结果差强人意” ，古人道出“生不入公门，死不入地狱”者，必先于此心有戚戚焉。
将法律的作用推至极致，就有了所谓“法律父爱主义”的立法执法迷思——使法律成为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系统，整个社会日常管理都在一种技术化、非人格化的状态中进行。这虽然能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为公民提供实实在在的利益，同样也可能成为国家对公民进行过度干预的正当借口，这便是所谓“警察国”的风险——超越国家权力活动的界限而对社会加以严密控制，借口保护人民的福祉而不惜侵扰个人的自由。哈贝马斯曾提出，随着法律干预之幅度、范围和细微性的扩张，导致了一种向社会生活不断“司法主宰化”（juridifucation）迈进的总体运动，这是“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学者罗翔也指出：“在法网严密的现代社会……从技术角度看，如果对犯罪进行实质性的限缩，民众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有成立犯罪的可能。 ” （《我们为什么反对机械司法》）随着视频监控、大数据、人脸识别等技术的发展，随着“国家安全”“反恐需要”等名目的出现， “全息敞视监狱”日益成为令人忧心又引发争议的现实， “人工智能判决”也正在蓄势待发。法律职业群体从“严父”到“超级警察” ，民众从“享受保护”到“让渡权益” ，均不过一线之隔。
道德期望与职业伦理
不管司法机关设计如何严密，宗旨如何高尚，执行仍然必须依靠相应的职业群体。对公检法群体而言，虽然承担了令民众“膜拜”“敬畏”的种种光环，但也有其自身利益和共同体利益，具有“排斥外来力量影响、干涉而追求自治或者独立的特性” 。就广泛的意义而言，法官、检察官、警察等等，不过是穿着法官袍、检察官、警察制服的普通人，也即有着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