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望|梁培宽：父亲的名望，来自于“为人言行一致，独立思考”｜纪念( 二 ) 北大|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新京

二、新文化运动的“敌人”？
新京报：你父亲与胡适是同一年进入北大的，年龄仅相差一岁，但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有很多争论，互相写过批评文章，胡适甚至公开将你父亲和张君劢列为新文化运动的敌人，但两人的信件往来跨度至少有十年，信中都很客气，他们的关系究竟怎样？
梁培宽：有一次，《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我父亲的文章，胡适看后觉得很好，说“把梁某人教训了一顿”。我父亲后来写了一封公开信，说他跟胡先生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是在不同方面为社会的进步而努力，可能会有意见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应该和而不同，并不把对方视作敌人。他们两人的研究不是一个路子，我父亲搞佛学、儒学研究，胡先生的兴趣并不在这儿。胡先生把他列为新文化运动对立面，他觉得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他说，“ 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

文章插图
胡适
新京报：你父亲有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文章吗？他对新文化运动持何种立场？
梁培宽：他没在《新青年》上发过文章，也没有直接参与新文化运动。当时，与《新青年》针锋相对的是《国故》杂志，但我父亲也没有加入国故派，因为他觉得国故派不能说出个道理来，只是拿一些老货出来贩卖，说来说去就那点东西，跟《新青年》这一派没法比。他1917年进入北大，新文化运动让他觉得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呈压倒性优势，好像要把中国文化挤垮。他说这个问题很严重，西方文化来势汹汹，就像一把刀子架在中国人的脖子上，我们得想一想要怎么应对，是要全盘接受，还是否定，还是调和取中，想办法融合。他是一个问题中人，生活在问题里，要把东西方文化的问题搞清楚。想要既保住中国的传统精髓，也吸取西方的有利面，这就牵扯到东西文化哲学。
新京报：他没有选边站队，而是自己去独立思考。
梁培宽：是的，他没有参加，但是在问题上要弄清楚。
新京报：他对白话文运动是支持的吗？这场运动对他的思想有什么影响？
梁培宽：支持，他也认为应该实行白话文，他很肯定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他也肯定陈独秀发表的文章经常一针见血，有很强的论据，国故派根本没法招架。他刚进北大的时候，并没有想在北大一直教下去，而是准备要出家。当时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学校里各种思想流派荟萃，引起他思想的变化。他原来的思想没有那么宽，觉得世界上最好的学问就是佛学，进北大后，对儒学的认识有了转变，有了新的理解。他说，佛学能解决他个人的问题，但是对今天中国的大多数人不合适，不是他们所需要的。对大多数人而言，最有价值的还是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的人生思想。有了这种思想转变以后，他就放弃了出家的打算，去过儒家的生活，但是对佛家的信仰依然没有放弃。他觉得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话，他还是会信佛，一直到晚年都是如此。他说自己前世是个和尚，但是为了参加国家社会的改造，也还得信儒学。他一直关心政治，并不想在大学里面做一个教授，一生研究学术，他想去搞社会运动，因此，在北大教了7年书之后，于1924年离开了。
三、与熊十力、梁启超的交往
新京报：梁漱溟先生转向儒学，后来与熊十力等被称为近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他与熊先生交往四十年，通信甚多，但留存下来的只有十余封。梁先生曾说，两人“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而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他们在学术上的主要分歧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