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望|梁培宽：父亲的名望，来自于“为人言行一致，独立思考”｜纪念( 三 ) 北大|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新京

梁培宽：我父亲在《究元决疑论》中就批评过熊先生，因为熊先生认为佛家思想使人流荡失守、头脑混乱，他就在这篇文章中把熊先生批评了一通，说这是胡说八道。那时候，熊先生在南开中学教书，看到这篇文章，就给我父亲写了个明信片，说放暑假想到北京见一面。我父亲当时住在广济寺，他们就在那里见了面。父亲劝熊先生去研究佛学，说他还没研究就瞎批评，太粗暴了。于是，推荐他去南京跟随唯识宗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了两年。后来，蔡元培先生要找人来北大讲佛学，让父亲推荐，父亲就推荐了熊先生。结果熊先生讲“新唯识”，不按真正的唯识义理来讲，而是按照他的想法加以改编，这遭到欧阳竟无先生猛批。我父亲也没有办法，就跟蔡先生说，蔡先生说没有关系，还让他接着教。

文章插图
熊十力
新京报：他们的私人关系，有因为观点分歧而受到影响吗？
梁培宽：那倒没有。谈学问我父亲可能不如熊先生，他对熊先生评价很高，但他认为不管是儒家思想，还是佛家思想，都要去实践，而不只是论述，抽象思想要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在实践中才能更深地理会它的义理。只有议论，没有躬行，是不行的。熊先生不服气，说我的脑子就是这么想的，我就要写出来。他的东西很难懂，但到目前为止，学界都认为熊先生对儒家哲学有很大贡献。如果说确实有新儒家这一派的话，那么它的思想理论奠基人就是熊十力，而不是我父亲。
新京报：书中还收录了梁启超给你父亲的一封措辞恳切又愧疚的信，为对你祖父梁济先生的怠慢懊悔不已，梁启超比你父亲大20岁，那时早已是风云人物，这封信的背后有何故事？
梁培宽：民国改朝换代，我祖父一直关心这个国家是不是走上了正途，他读到梁启超的很多文章，想就一些问题去拜访请教。梁启超不知道来者何人，就拒绝见面。我祖父去拜访了四五次，都没有得见，就把感慨和遗憾写了下来，当时梁启超并不知道。祖父故去以后，我父亲将其遗书编辑整理好，并寄了一份给梁启超，说遗书里有一封信是关于他的，表达了未能得见的遗憾。这时候梁启超才看见，觉得很惭愧，如此无礼地对待这样一位殉节之士，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所以就给我父亲写了这样一封信，表达愧疚。
新京报：后来他与梁启超的交往还多吗？他怎么评价梁启超？
梁培宽：交往还比较多。梁先生去世十四周年，我父亲还写了一篇《纪念梁任公先生》，称他为伟人，说“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但是，我父亲认为梁启超从政没有一次成功，因为他热血沸腾，容易动感情，在冷静地处理问题上不行，政治上往往被别人利用。
【名望|梁培宽：父亲的名望，来自于“为人言行一致，独立思考”｜纪念】四、胡兰成的化名来信
新京报：这套书信集还第一次披露了胡兰成写给你父亲的九封、两万多字的信，当时胡兰成已是臭名昭著的“汉奸”，到处躲藏，他用化名张嘉仪、张玉川写信，你父亲始终不知道其真实身份吗？
梁培宽：是的，他对此人的生平一无所知，以为这个人名字叫张嘉仪，字玉川。后来，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一书中说出张嘉仪就是他，有研究胡兰成的人就来问我，还有没有这些信，这时我们才将张嘉仪与胡兰成对上号。胡兰成很会写文章，他在信中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些见地，对中国的时局也很关心，我父亲对历史并没有钻研，觉得不能完全读懂，就找勉仁书院的邓子琴先生来看。邓先生学识渊博，说此人有一些创见，但是他将一些历史上已有的定论加以推翻，将野史当作正论，这是失败之处。后来我父亲对他有一个评价，“张君头脑思路远于科学，而近于巴普洛夫学派所谓艺术型。联想超妙，可备参考。于人有启发，而难资信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