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望|梁培宽：父亲的名望，来自于“为人言行一致，独立思考”｜纪念( 四 ) 北大|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新京

新京报：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吹嘘说梁漱溟对他评价很高，曾从游于你父亲，这些其实都是谎话。
梁培宽：他确实谎话连篇，还打着我父亲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他去见马一浮先生，就打着我父亲的旗号，他在《今生今世》中说，要不是打着梁先生的朋友或者学生的旗号，马一浮是不接待的。他到香港，又打着我父亲的名号去见徐复观，徐复观请他住，还给了他钱去日本。其实，我父亲从来没见过他，更谈不上从游。胡兰成撒的最大的谎，是说我父亲去跟毛泽东提议建文化研究所，这个事情确实有，但主席没有同意，我父亲后来也没再提，可是胡兰成说我父亲的这个建议得到毛泽东首肯，还问找谁当副所长，说我父亲建议让他当副所长，毛也同意了。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这个所都没同意建，还要找什么副所长？
新京报：你父亲对真正的胡兰成和张爱玲有过评价吗？
梁培宽：没有，他的脑子里没有出现过胡兰成，他也不关心文艺小说，也不知道张爱玲。
五、朋友团体与家书教育
新京报：书信集中还收录了很多梁漱溟先生跟学生、门徒之间的通信，像云颂天、黄艮庸、田慕周、胡应汉等人都追随你父亲数十年，从北京到广东、山东、重庆，他们之间的“朋友团体”是什么性质的？
梁培宽：这个“朋友团体”是非组织化的，没有章程，没有组织原则，完全靠志同道合结合在一起，都是来去自由，如果不想干了，随时可以走。我父亲在山东搞乡村建设，七年时间有四五千名学生，有的学完就走了，但也有跟他关系很亲密的。这个朋友团体都称我父亲为“梁先生”、“梁老师”或者“漱师”。
新京报：你觉得是什么让他们一直追随你的父亲，是因为他的巨大声望吗？
梁培宽：我觉得，是基于对他的学问、名声和为人的认可。他确实早在1921年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就很有名了，他知道的东西很多，但学问是其次，最重要的还是为人，他强调言行一致，独立思考，说到做到。他的学问并不一定特别高明，但为人处事很正派，研究学问很认真，一个问题没弄清楚，就不随便说。说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对，但都是经过自己研究而不是道听途说的。这些朋友团体后来渐次飘零，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很多人被批斗，被打成叛徒，我父亲也没办法帮他们伸冤平反，只能在经济上资助一点。每个月发了工资，自己留一部分，其余的都给朋友寄出去了。
新京报：梁先生曾说，“我的生活几乎只有两面，一面是家庭的一员，一面是朋友团体的一员，朋友相聚处就是我的家”，他的朋友观是怎样的？
梁培宽：他曾说，朋友相信到什么程度，关系的深浅便到什么程度。不做朋友则已，做了朋友，就得彼此负责。交情到什么程度，就负责到什么程度。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如同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妇之间处不好是一样的缺憾。他们常常有一个朋友聚集的中心，像重庆勉仁书院，有的就在这里工作，有的是过来看一看，他虽忙于各种事务，但也会回来待一待。有一阵他去香港办《光明报》，临走的时候跟大家告别，说这回去香港大概短时间回不来了，他就唱了一首《连环套》，说兄弟下山冈，今天跟诸兄弟告别，看俺老兄什么时候回来，借此表达他的心气精神。

文章插图
1936年暑期梁漱溟与长子培宽（右）、次子培恕（左）在济南留影。
新京报：书中也收录了很多家书，他对你们兄弟二人的教育是怎样的？
梁培宽：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方式与我祖父对他的教育方式是一样的，只要不干坏事，干什么都行，是进大学，还是当工人，还是种地都可以，当然如果愿意跟着他干乡村建设，他也赞成，从不强迫我们。我考大学完全是我自己决定的，他从不过问。我母亲1935年就过世了，我和弟弟先是跟着姑姑和堂姐住，抗战开始转到重庆，后来又到四川南充跟着我表姑，只有寒暑假才能和父亲团聚，所以他对我们的教育很多也是靠通信完成的。“文革”期间抄家，很多信都丢失了，现在能找回来的就这么一点。不只是家书，还有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先生的信都弄丢了。现在能找到的信，只是他写过和收到的信的冰山一角，这从他的日记就能看出来，他的日记里有很多通信记录。现在主要缺三个时期的信件，一是早期就读北大前后的，二是乡村建设运动时期的，三是抗战和建设民盟时期的，许多信件都有历史档案价值，但可能永远都找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