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狄霞晨｜欧、美汉学何以发现不同的“文学上海” |欧洲|夏志清|汉学|小说_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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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英插画“妈妈都知道的” ， 1930年
《子夜》的“杰出”与“失败”
茅盾代表作《子夜》是最负盛名的左翼都市小说，充满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讽刺，欧、美汉学界对其态度却大相径庭。欧洲汉学界对《子夜》的研究蔚为大观，大部分汉学家都高度认可《子夜》。在苏联汉学家索罗金（Vladislav F.Sorokin）眼中，《子夜》拥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茅盾运用现实主义大师的艺术手法创作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usek）认为《子夜》完全不亚于欧洲一流文学。在他看来，《子夜》运用欧洲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方法，注重内心独白的形象化、追求客观性、描写能力非凡、细节生动、语言丰富，可与托尔斯泰作品相媲美。《子夜》在德语及法语世界亦广受青睐，被视为研究中国现代革命思想的重要文本。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首肯《子夜》为“迄今为止没有丧失它的意义和影响的第一部杰出的中国现代小说” ，法国汉学家米歇尔·鲁阿（Michelle Loi）亦称赞《子夜》具有雄浑的风格和强劲的真实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值得中国人自豪。
在美国，《子夜》研究却一度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起步较晚，评价亦偏低：作为美国《子夜》研究的先驱，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中对其炮火大开，视《子夜》为“失败之作” ，有意抬高《蚀》《虹》等茅盾早期小说的地位，这一态度对美国学界影响深远。
不难察觉夏志清的“醉翁之意” 。毕竟苏联汉学家费德林（Nikolay Trofimovich Fedorenko）盛赞《子夜》为茅盾最杰出的作品，布拉格汉学派“掌门”普实克是《子夜》的捷克文译者，也将其视作二战前除鲁迅经典作品之外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立蔓延至汉学领域，突出表现为1960年代的“普夏之争” 。普实克批评夏志清言及茅盾等左翼作家时语带嘲讽、态度冷淡，指责夏氏不曾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没有进行科学的分析，对《子夜》的批评有失公允。夏志清在回应中则反击普实克是左翼批评家，对茅盾作品的评价过于强调政治而非艺术价值。
“普夏之争”在欧、美汉学界激荡出朵朵浪花。在普实克的刺激下，夏志清对中国左翼文学的态度有所改观；普实克亦在其研究中淡化政治标准，在抒情与史诗之间耕耘。 1970年代后中美关系改善，美国茅盾研究亦逐渐增多，但多关注其早期小说，有意无意回避《子夜》。 199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对《子夜》的态度有所改观，侧重从城市文化角度来解读，结合心理、现代性、女性等理论发掘其深层价值。新世纪中，欧洲汉学家逐渐将《子夜》人类学化，视其为研究上海乃至中国都市现代化的重要文本。《子夜》在欧、美汉学界从最初主要用于观察中国革命的“政治小说”逐渐演变为研究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民族志” ，这一变化折射出背后更为深层的力量转移：政治因素的淡化、共性的寻找以及对现代中国兴趣的日渐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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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灵凤绘《上海漫画》（第37期）1928年12月29日封面
从都市现代派到都市蒙太奇
1930年代既是《子夜》的时代，也是现代派小说风靡沪上的时代。现代派文学与世界接轨，欧、美学界对此兴趣浓厚，自不在话下。 “情迷现代主义”的李欧梵将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邵洵美等作家视为“都市现代派”并一一发掘，其研究特色有二：一是将现代派小说置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脉络中，接近文学现场；二是注重从城市文化角度切入讨论文学，关切上海及现代中国。史书美、傅郝夫（Heinrich Fruehauf）、柏右铭（Yomi Braester）等学人都在李欧梵的指导下走上现代派小说研究之路，结合后殖民、东方主义、大众文化、城市空间、文化身份等理论深耕细作。他们的研究显示：上海的多语言环境是孕育现代主义文艺的土壤，以现代派小说家为代表的上海作家大胆模仿、改造并取代了来自法国的异国情调，突破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范畴，显示出中国文学的多样化与丰富性。现代派小说中的新女性是现代的产物，在文学与音乐方面有明显的世界性品味，这样的女性在大多数五四新小说中是没有的。尽管当代美国汉学的主力为旅美华人，美国的中国现代派小说研究却吸引了不少非华人学者的加盟，其中不少都有跨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