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可以是一座太平洋上的孤岛( 二 )


在小说中 , “杨仲英”(就是谭坦的父亲)、乔治孙、周怡、钱博思等都是多面人 , 谭坦也在道德上反复摇摆:
一方面 , 远在英国 , 谭坦坚持每周和植物人母亲、失智妹妹通话各一小时 , 他和妓女“小东北”彼此怜悯 , 透露出人性光芒 。
另一方面 , 谭坦又冷酷、险恶 。 对不惜代价上位的周怡 , 谭坦抓住她找“小鲜肉”(泡新留学生)之短 , 最大化利用了她;对生活艰难的医生李茜 , 则设局骗走1.8万英镑 , 彻底毁灭了她的希望 。
谭坦亦正亦邪 , 小说写到一半 , 他的动机已明确 , 但如何实施复仇计划、是什么在阻挡他、他会用什么狠招、他下得去手吗……成了新的悬疑 。
结果相当存在主义:因“杨仲英”手下小沈与“小东北”一次皮肉生意 , 让谭坦发出“大招” 。 可这和“杨仲英”有什么关系?且小沈也没超常规 。 正是毫无关联的原因 , 毁灭了“杨仲英” 。
当弑父成为传统
“杨仲英”被毁 , 有偶然 , 也有必然 , 根源来自旅英华人群体的内部撕裂 。 在《万能先生谭坦》中 , 精描出“冰火二重天” 。
一边是老胡、医生李茜们的世界 。 因身份不合法、收入低、不肯亏心 , 又要承担起远在故乡的家庭责任 , 他们接受了被奴役、被侮辱、被伤害的命运 。 在传统社会中 , 还有舆论、人情世故等约束 , 可在移民群体中 , 这些“弱者的武器”已无效力 。 除了老胡、李茜等老一代 , 叶瞳瞳等新一代也被编入了血汗链条 , 为了生存 , 她忍受着每小时3英镑的超低薪 , 为此耽误学业 , 差点儿被驱逐 , 只好向谭坦求助 。
另一方面 , 是“杨仲英”们的世界 。 他们习惯了掠夺式经营 , 所谓专业度 , 无非是彼此倾轧、压榨弱者 , 以鸡鸣狗盗为荣 。 他们表面光鲜 , 却缺乏资源 , 同样遭遇歧视;虽手握重金 , 可不压榨员工 , 很快就会破产 。 面子与里子的分裂 , 内化成人格分割 。 “杨仲英”满口中医利益、民族光荣等 , 也不全是谎言——在旅英中医企业残酷竞争下 , 他希望恢复传统的约束力 , 却又想受益最多 , 这恰好是重建中的最大困难 。
事实上 , 恰恰是“杨仲英”们率先完成了精神上的弑父——通过反叛原有社会秩序 , 他们逃离故土 , 在异域实现独立自主 。 可离家容易回家难 , 不受约束的精神与肉身的沉重相互拖累 。 毕竟 , 活着从来不是件容易事 , 何况欲望会不断增长 , 它如枷锁 , 羁绊着心灵自由 。
当“杨仲英”们历经折磨 , 勉强在灵魂与肉体间达成和解后 , 后代却不愿接受他们的方案 , 他们又成了新的弑父者——结果 , 一代代的努力未能有效地积累成传统 , 反而是弑父 , 变成了传统 。
恩怨让他们忘了 , 整体正在崩塌
在几乎所有后发的传统国家中 , 都面临着“精神上弑父”变成传统的困境 。
从莫言的《红高粱》 , 到《红发女人》 , 再到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 有关“精神上弑父”的主题此起彼伏 。 《万能先生谭坦》则直指其根源——身份危机 。
在常态社会中 , 身份一般处于隐含状态下 , 只有个体与社会出现危机 , 身份才会凸显出来 。 换言之 , 只有开始追问“我是谁”“我应当如何”时 , 身份才会变成一个问题 。 正如科伯纳·麦尔塞所说:“只有面临危机 , 身份才成为问题 。 ”
对于旅英人群来说 , “明天会住在哪里”“会不会被饿死”“如何摆脱贫困状态”是经常要面对的议题 , 正如书中的叶瞳瞳 , 突然发现信箱中会出现那么多信 , 她离被驱逐 , 只剩最后72小时 。 她真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当然不是 , 而是她一直想回避、遗忘 , 这让她“视而不见” , 于是 , 麻烦不断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