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伟|题写名胜与重读唐诗( 二 ) |哈罗德·布鲁姆|崔颢|李白|黄

运用新理论、借助新视角固然有助于发现新问题，但如果仅是亦步亦趋而不经别择调整，恐怕仍不免有削足适履的弊病。在驾轻就熟地援引各类新说以资参照发覆之际，商伟对其普适性也时刻保持着必要的警觉和反省。以其最为倚重的“影响焦虑说”为例，在布鲁姆眼中，被笼罩在迟到阴影之下的“强力诗人”最终将凭借自己的努力后来居上，颠覆前人并取而代之。本书则根据中国古典诗歌的具体情境，对此予以修正改造，特别指出李白与崔颢竞技较量的结果，并没有颠覆取代后者，而是与其对话协商，由此构成不可割裂的互文关系，并最终演化为特定的创作范式，以供后人不断复制摹仿或改写衍生。对现代学界某些陈陈相因而实则多有偏颇的成见，他也时常加以辨析驳正，如考较源自《诗大序》的抒情论述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分歧所在，比较刘勰《文心雕龙》的“彰显说”与欧洲古典主义的“模仿说”或“再现说”的根本差异等等，虽然点到即止，却颇能切中肯綮。由此也可见其撰述宗旨在于会通古今中西，绝非简单地以今度古或以西律中。
考索“题写名胜”的现象只是一个契机，商伟的最终抱负是要借题发挥，推溯探寻在此背后所隐含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包括登览诗作为即景诗或即事诗的基本属性、古典诗歌的范式及其极限，以及因袭与创造、模仿与竞争、经验与虚构、在场与缺席等等” 。例如古典诗论中总是言之凿凿地主张诗歌必须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提倡即景生情，无心偶得，由此往往有意无意地漠视甚至贬斥诗人的修辞技巧和作品的互文关系。商伟虽然充分肯定这种观念体现了传统文学批评的最高理想，具有无可置辩的合理性和权威性，但更强调若将这种陈义过高的设想付诸实践，势必矫枉过正而流于浮泛，更无法合理解释创作中存在的诸多吊诡现象。在他看来，诗人运思吟咏之际，更重要的应该是取鉴前人在体裁格式、修辞技巧等层面所提供的丰富资源，有时甚至根本不需要仰赖名胜古迹的物质实体，完全依赖作品间的互文关系就足以胜任缺席或虚拟的创作。有了“从黄鹤楼到凤凰台”的这一系列个案研究作为其立论的重要凭据，这种貌似离经叛道、荒唐无稽的结论就让人感到也能自圆其说甚至言之成理，足以弥补以往由于习焉不察而导致的疏忽阙略。全书最后又据此提炼总结，强调研究者既要沉潜涵咏，又要省察反思， “至关重要的一点，正是在‘同情理解’与‘批评距离’之间，保持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 ，必须重新审视而非坦然接受那些看似“不言自明”的前提和“理所当然”的结论。这样的提示显然更能给读者带来以小见大、举一反三的深刻启示。
毋庸讳言，倘若仿效作者的研究方法，将本书也置于历代研究的互文背景中加以考量，有些细枝末节似乎也不无可商。比如书中根据郁贤皓《李太白全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15），屡屡引述所谓“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 。此书尽管自清代以来就不断有人述及，但其流传渊源只能追溯到晚明崇祯年间，而其论诗主旨也与严著《沧浪诗话》多存龃龉。今人刘跃进、詹锳、陈良运等，曾相继从文献著录、版本源流、思想主旨、批评方式等不同角度详细举证，判定此书当出于明人伪托而不足凭信。陈尚君《郁贤皓先生〈李太白全集校注〉述评》虽然未遑深入研讨，但也同样“对全书大量引用的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的可靠与否表示困惑” ，认为“其时未必有此事” 。鉴于严羽在推崇崔颢和尊奉唐音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首倡奠基之功，对这样一份来历蹊跷的文献恐怕就不能轻率地视作其本人真实意见的表露，至少在征引时需要稍作说明，以便读者覆核研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