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伟|题写名胜与重读唐诗 |哈罗德·布鲁姆|崔颢|李白|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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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伟|题写名胜与重读唐诗】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商伟近著《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三联书店， 2020) 。
肇兴于唐代的七言律诗，以其精严典雅、劲健流宕的体制备受后世称道，而“唐人七律第一”更是令人津津乐道却又聚讼纷纭的有趣话题。自诩熟参源流而能明辨诗体的南宋诗论家严羽率先提出， “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 ，出人意料地将这首不甚符合格律规范的诗作推尊为个中翘楚。尽管由此招致明清以降不少评论家的补充修正甚至批评非议，如王世贞直言“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语” ， “在厥体中，要不得为第一也” ，胡震亨径称“今观崔诗自是歌行短章，律体之未成者” ，尤侗指摘其“以‘悠悠’‘历历’‘萋萋’三叠为病，总非律之正格” ，毛奇龄也委婉论及“前人评此为唐律第一，或未必然” ，可是由于严羽在唐诗学史上的显赫地位及深远影响，再加上从北宋初期便开始广泛流传的一则逸闻，称李白在登临黄鹤楼时曾大发感慨，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只能另赋《登金陵凤凰台》，暗中与之争胜，这就顺理成章地促使崔诗成为后世学者热衷的议题，而评断崔、李二人的优劣轩轾，毫无疑问更是题中应有之义。直至现代学界，相关论述依然层出不穷。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商伟的近著《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三联书店， 2020）同样聚焦于这两篇名作，但其宗旨倒并非要对这桩诗坛公案做一番穷原竟委的学术史梳理，而是在细读详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旁搜远绍，钩稽串联起李白《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沈佺期《龙池篇》、王勃《滕王阁》、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登岳阳楼》《上白帝城》、刘禹锡《金陵五题》乃至明清两代由此派生出的一系列旨趣各异、类型不同的即景诗，或为沿波讨源，或供比勘参证，或作引申发挥，借此抉发出不少引人入胜的新话题。
正如李白在提笔凝思时不得不承受来自崔颢的潜在压力而只能自铸伟词，重新审视这些唐诗名篇及其衍生创作，也必须直面各类繁复纷歧的评议所带来的无形挑战，非但要适时回应历代累积的诸多预设、推论和裁断，更需在这个近乎题无剩义的论题上推陈出新而避免老生常谈。为了克服这些困境，商伟仔细追踪唐人漫游登临的行迹，将“题写名胜”之举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频频引入各种现代理论予以绎读阐发。最引人瞩目的当属他借鉴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所标举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仔细揣摩李白在创作《登金陵凤凰台》《鹦鹉洲》等诗篇时的复杂心态，以及通过腾挪移转最终反败为胜的曲折经历，使得先行与继起、范本与拟作、创造与承袭之间富有张力的微妙关系得以充分彰显。诸如此类别出心裁的论述在书中并不鲜见，如崔颢诗在早期流传中，首句本作“昔人已乘白云去” ，并非后来通行的“昔人已乘黄鹤去” ，这就给考察崔、李诗作的踵续关联带来不少困惑。商伟除了像前人一样梳理异文递嬗的基本情况之外，还避实就虚地依循布鲁姆所倡言的“创造性误读”（creatively misreading），转而从李白的阅读视角出发去做合理的推断。在研讨李白、杜甫、刘禹锡等人的“迟到”身份和“缺席”写作所蕴含的深刻意义时，他参酌法国学者德里达提出的“延异说” ，考较衡量各类文本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关联和差异。为了辨析传统诗论里情景交融的心灵风景与现实世界中自然物色的差别，他又提醒读者不妨留意一下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细致讨论过的“风景的发现” ，依托异域视角来体会涵咏其中的丰富意蕴。他还尝试跨越钩联不同领域，穿插各类图像资料，参酌方闻、巫鸿等艺术史家的研究成果，去验证绘画中的“移动风景”与诗歌里的“互文风景”的呼应，揭示诗歌与绘画在表现废墟遗迹时的歧异。凡此种种，都使全书呈现出众声喧哗、多元对话的特色，确实和前人研究多存异趣而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