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鸡肋”晁补之眼中的苏东坡( 二 ) |张耒|熙宁|苏轼|晁无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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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诗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熙宁八年（1075），晁补之与父亲晁端友回到山东故里，不久又去了开封，晁端友因病卒于京师昭德坊，晁补之于熙宁九年侍奉母亲再度返回故里。师徒二人短暂分离后，在熙宁十年（1077）春，苏轼自密州去开封时，在汶上李师中处师徒再度相见。苏轼在都门时，晁补之又去汴京专程拜谒苏轼。
其后在元祐年间，苏轼与苏门四学士交游甚多，苏轼在《书黄泥坂词后》一文中“前夜与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箧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读，以意寻究，乃得其全。 ”元祐六年（1091）春，晁补之南下赴通判扬州任，治政事颇勤。次年春，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改知扬州。 “去年使君道广陵，吾州空市看双旌。今年吾州欢一口，使君来为广陵守”（晁补之《东坡先生移守广陵以诗往迎先生以淮南旱书中教虎头祈雨法始走诸祠即得甘泽因为贺》）。可以说，在扬州的这半年期间，师徒二人游宴唱和，如沐春风，交往频繁，彼此欢愉。苏轼对晁补之极为推崇，引为“类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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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晁补之《老子骑牛图》
然而这一切美好的氛围，都是短暂的，绍圣二年（1095）坐党籍，晁补之以坐修《神宗实录》失实一事，敕降通判应天府。他在《南京谢到任表》又言道：“臣昨任知齐州，为扬州修过摘星楼事，伏蒙圣恩特从宽典，就差通判应天府，臣已于三月二日到任上讫” 。苏轼在短暂停留扬州后，也以讥讪先朝的罪名被新党连夺三官，将他远贬惠州，这一下子扬州修摘星楼的罪名便大多落到了晁补之的身上，对此苏轼深感不安，每每与人交谈时，总愧疚自己连累了晁补之， “无咎竟坐修造，不肖累之也，愧怍”（《答张文潜四首》）。
晁补之纵有才气纵横，与其师苏东坡一样的“腹有诗书气自华” ，且政绩斐然，但也与其师苏东坡一样的满腹“不合时宜” ，最终也是浮沉下僚，命途多舛，仕途也随着苏东坡起起伏伏，一贬再贬都是最平常的。但二人任朝政风云变幻，升迁谪斥，无不相共进退。在人生起伏跌宕后，五十一岁时，晁补之废退金乡，并将自己的寓所命名为东皋，虽然说是“忘情仕进，慕陶潜为人” ，我们也能看出，他在隐隐的向恩师“东坡”致敬。
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间，苏轼病逝，晁补之听闻噩耗，悲恸至深，为文悼之。 “间关岭海，九死来归，何嗟及矣，梁木其摧”（《祭端明苏公文》）。在祭文中，将其真挚情谊尽数倾注。
学东坡，韵致得七八
苏轼在《答李昭玘书》中说：“轼蒙庇粗遣，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 ”
晁补之与黄庭坚、秦观、张耒俱从苏轼游，苏门四学士之所以都有较高的成就，与苏轼细心体贴、因材施教的指导方式是分不开的。苏门师友之间的彼此尊重，互相关怀，那种既和睦而又不失活泼诙谐的团体气氛，更使后人在千载之下，尚神往不已。
《苏诗补注》（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虽说四学士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苏轼的熏陶，尤其在现实政治态度方面，他们有一致的倾向，风波与共，一向为后人认为是苏轼的羽翼。但在文学创作方面，四学士彼此因家境背景、审美观念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晁补之诗多古体，近体喜制七律，骨力遒劲，辞格俊迈，更多的像韩愈、欧阳修；词作更多的是步其师苏轼，被人称为“学东坡，韵致得七八” 。清代胡薇元在《岁寒居词话》中提到：“无咎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词神姿高秀，可与坡老肩随” 。近代张尔田更是如是断言：“学东坡者，必自无咎始，再降则为叶石林，此北宋正轨也” 。